孤独·疏离·悬置--牟宗三与儒家的当代境遇(1)(3)
2014-09-23 01:43
导读：从较为具体的意义上说，这段话所描述的，是牟宗三抗战时期一段"落难"生活中的感受和心境。当时牟"因扼于昆明，谋事不成"，生活无着，靠好友张遵骝
从较为具体的意义上说，这段话所描述的，是牟宗三抗战时期一段"落难"生活中的感受和心境。当时牟"因扼于昆明，谋事不成"，生活无着，靠好友张遵骝接济度日。他另有一段话描述其在云南大理的生活：
人不理我，我不理人。心灵投于抽象之思考，自然生命则下坠而投于醇酒妇人。个体破裂之象由此开其端。普遍性与特殊性趋于两极化，此之谓个体性之破裂。此是生命离其自己而以种种因缘促成之结果，亦是最痛苦之境地。整个时代在破裂，吾之个体生命亦破裂。此是时代之悲剧，亦是吾之悲剧。
抗战时期那段独特的生活经历，对牟氏思想的发展来说，十分重要。他自述："昆明一年，重庆一年，大理二年，北碚一年，此五年间为我最困扼之时，亦为抗战最艰苦之时。国家之艰苦，吾个人之遭遇，在在皆足以使吾正视生命，从'非存在的'抽象领域，打落到'存在的'具体领域。" 此一阶段也是牟之存在感受最丰富的时期。人或以为此中所谓"存在"与五十年代后新儒家所着力彰显的那种纯净的、道德化的生命存在不同，而鲜于提及。实际上，在牟宗三的思想中，始终贯穿着两条不同的线索：一方面是讲"心体与性体"(道德的形上学)，可以《心体与性体》、《现象与物自身》、《圆善论》等书为代表；另一方面则是讲"时代与感受"，可以《五十自述》、《生命的学问》、《时代与感受》等书为代表。两方面的话语有很大的差异性：在前一方面，牟更接近于讲道德本体与实践工夫的宋、明儒家；而在后一方面，则包涵了更多传统儒家的词汇所无法表达的东西。遗憾的是，论者们多注意前者而忽视后者，其结果是牟先生更多地只是被描述为一位生活在现时代的宋、明儒家，而不是一位面对、感受、纠结于时代与社会的诸种矛盾与问题的现代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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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生活的困顿是与抗战时期的特殊境遇相关，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上面几段文字中所表露出来的牟先生应付世事的方式，"人不理我，我不理人"，"恶声至，必反之"，"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甚至嘻笑怒骂，鄙视一切"，这些固然可以从孔子的反对"乡愿"和"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处得到解释，但同时亦可以成为一种当代儒家之"艰难时事"的写照。当牟先生讲"我需要骄傲，骄傲是人格之防线"，"我若无照体独立之傲骨，我直不能生存于天地间"的时候，他是在推崇一种特立独行的狂者性格和我行我素的生存勇气。熊、牟等人的"狂傲"，人所共知。人或以为由于其"狂傲"所以难为流俗所接受，却忽视了其所谓"狂傲"正是与现实中处处碰壁和不为人理解的境遇相关。牟先生说："我常常会把我内外都明白的事藏在心里而不说出来，遂形成一种明知他人误会而却不说的委曲。这情形一直到现在还是有。" 这可以说流露出牟氏性格中，在"狂傲"掩盖下软弱的一面。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牟宗三所抒发者，既不能简单地归之于某种现代学人所共有的存在感受，也根本不同于佛家"人生皆苦"的体验，因而也就与向往"持佛家精神，过佛家生活"的梁漱溟先生有异。梁先生说："我晓得人类是无论如何不能得救的，除非他自己解破了根本二执-- 我执，法执。" 这其中没有历史意识，亦没有家国天下意识，直下便是个体的、宗教的。牟氏所感受和抒发者，甚至亦与唐君毅先生之著作中常常表露出来的那种悲天悯人的情调不同。唐先生说："忆吾年七八岁，吾父迪风公为讲一小说，谓地球一日将毁，日光渐淡，唯留一人与一犬相伴，即念之不忘；尝见天雨后地经日晒而裂，逐忧虑地球之将毁。" 这其中所包涵的对于无常的感受和忧患，似乎更易于与佛教和基督教相契接。相比较而言，牟宗三的感受可以说是更典型的"儒家式的"，因为它是与家国天下意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三、
孤独根源于疏离。疏离即是脱离了自己的家。此所谓"家"，当包括现实之家与精神之家，因为在儒家传统中，两者原是不可分的：精神之家与现实之家、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精神之家必须在现实之家(伦常关系和伦理生活)中得到养育和滋润，离开了后者，精神之家就无从安顿。这也是儒家区别于一般之所谓宗教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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