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疏离·悬置--牟宗三与儒家的当代境遇(1)(5)
2014-09-23 01:43
导读：人们通常把《历史哲学》等书的写作出版，视为牟宗三由四十年代的"架构的思辨"转向五十年代的历史文化之反省、疏导("客观的悲情")，从而真正走入当代
人们通常把《历史哲学》等书的写作出版，视为牟宗三由四十年代的"架构的思辨"转向五十年代的历史文化之反省、疏导("客观的悲情")，从而真正走入当代新儒家一途的重要标志。然而，要为中国文化诊病、治病的牟先生却申明自己"惫矣"、"倦矣"、"病矣"。在他看来，因于某种"客观的悲情"从事于历史文化之反省，疏导，仍然只是生命之"发扬"、"耗散"，是"智、仁、勇之外用"，而牟先生写作《五十自述》的真正目的，是在于实现由"外"向"内"的转化工夫，使智仁勇"收回来安服自己"。他说：
良知不但要在这些客观的外在的事上作干枯的表现，且亦要在自家心身上作主观的、内在的、润泽的表现。如果这里挖了根，则良知就挂了空而为客观地非存在非个人地抽象表现，而不是真正个人地践履地具体表现。此仍是满足理解之要求，即属践履，是客观的外在的践履。外在地就客观之事说，虽属良知之理，而内在地就个人生活之情说，全是情识之激荡。
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牟所说的良知在"客观的外在的事上作干枯的表现"，也包括单纯地在"家国天下上、历史文化上"的表现，此不可以代替良知"在自家心身上作主观的、内在的、润泽的表现"，甚至可能出现"外在地就客观之事说，虽属良知之理，而内在地就个人生活之情说，全是情识之激荡"的情况。人们每每批评新儒家内倾过重，忽视且亦无力于回应"外王"层面的诸多矛盾与问题，重蹈了宋、明儒家"内圣强而外王弱"的覆辙。如果说此类批评尚不无道理，那么若由此得出结论，说儒家在现时代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是来自社会、历史的层面，而内圣方面似乎不成问题，则不免失之乖离。事实上，对于当代儒家来说，最重要且亦最困难的，仍然是良知如何"在自家心身上作主观的、内在的、润泽的表现"，在自己生命上受用，亦即牟先生所说的智仁勇"收回来安服自己"。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儒学对于牟先生之为"生命的学问"，首先表现在他深切地感受到"内圣"之旅的艰难。 应当说对于当代儒家而言，此种艰难更有过之，因为它不只是来自主体生命本身的限制，而且是来自伴随着社会、历史环境和生活情境的改变所产生的诸多困扰与问题；因而它也就不仅关涉到儒者的个人修为，而且关涉到当代儒学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环境。
牟先生曾一再谈到现实伦理生活的匮乏对其精神生命的影响：
我可以说，我的情感似乎是受了伤。所谓受伤，不是说受了什么挫折或打击，乃是说先天上根本缺乏了培养，也就是缺乏了陪衬。……现在的人太苦了。人人都拔了根，挂了空。这点，一般说来，人人都剥掉了我所说的陪衬。人人都在游离中。
苏醒良知本体以为"主观之润"之具体表现在个人践履发展过程中，是需要人伦生活之凭藉的。故有子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人伦生活是维持"生命在自己"之生活之基础形态，亦是良知本体之具体表现而为主观之润之最直接而生根之凭藉。但是我在这里全撤了。我未过过家庭生活。孝悌在我这里成了不得具体表现的空概念。
如果认为牟氏所抒发者不过是一位早年便离乡背井，后来又飘泊于一隅的天涯游子所特有的感受，那未免太简单化了。这其中的关键之点乃在于儒家之良知、心体、仁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及其两个层面的关系问题。在我们指出儒家之仁的普遍性、超越性的同时，切不要忘记儒家的"身心性命"之学原本是与产生、培育它的社会生活土壤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且良知、仁所包含的普遍性义理必须经过具体而特殊的身心体验，在现实的伦常关系和伦理生活中得到体现和实现，所以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那么，在一个已大大改变了的社会、历史环境和生活情境中，儒家之仁还能否落实以及如何落实? 仁的普遍性究竟能在多大程度和什么意义上超越它的具体性、特殊性? 此一问题并非是一句"寂然不动，感而遂通"，"我欲仁，斯仁至矣"，"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便可以了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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