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门弟子与五四思想革命(1)(2)

此外，章太炎还曾经对孔子的人格提出质疑，他认为孔子诈取老子藏书而立说，“老子以其权术授之孔子，而征藏故书，亦悉为孔子诈取。……老子胆怯，不得不曲从其请，……于是西出函谷，……著《道德经》以发其覆。借令其书早出，则老子必不免于杀身。……呜呼！观其师徒之际，忌刻如此，则其心术可知，其流毒之中人，亦可知已”[23]。当朱希祖1910年向他咨询此事时，他仍然十分肯定地表示：“言老子征藏故书为孔子所诈取者，此非臆言之也。”[24]不难想见，章氏这一论断直接怀疑孔子的人格，对五四时期章门弟子奋起“打倒孔家店”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尤其意味深长的是，直至1935年，鲁迅在写作《出关》这篇小说时，对孔、老关系的处理仍然引用了章太炎的观点。他坦然承认说：“老子的西出函谷，为了孔子的几句话，并非我的发见，是三十年前，在东京从太炎先生口头听来的”[25]。 

第二，“夷六艺于古史”。 

在传统儒学体系中，“经”至高无上，具有永恒性、权威性和神圣性。《白虎通义》释曰：“经，常也”，意谓“经”即经典之言、永恒不变。而章太炎则力持“六经皆史”说，强调所谓“六经”不过仅是古代史料，并不含微言大义。由是，他还明确提出了“夷六艺于古史”的主张[26]，认为“孔子是史学的宗师，并不是什么教主”[27]， “六经都是古史，……经外并没有史，经就是古人的史，史就是后世的经”[28]。他还说：“‘六经皆史也’，这句话详细考察起来，实在很不错。……‘六经’无一非史，后人于史以外，别立为经，推尊过甚”[29]。至于“经”，章太炎也做出崭新的诠释。他在1910年出版的《国故论衡》中就解释：“‘经’者，编丝缀属之称，……亦犹浮屠书称‘修多罗’，‘修多罗’者，直译为‘线’，译义为‘经’。盖彼以贝叶成书，故用线连贯也；此以竹简成书，亦编丝缀属也。”[30]此后，他还一再强调说：“经字原意只是一经一纬的经，即是一根线，所谓经书只是一种线装书罢了。……可见‘经’不过是当代记述较多而常要翻阅的几部书罢了。非但没含宗教的意味，就是汉时训‘经’为‘常道’，也非本意。”[31]总之，在章氏看来，“经”的最初含义只是指古书的制作材料和方法，并无任何神圣的意思。 

显而易见，章太炎这种对所谓“六经”的俗化和历史化，从根本上廓清了长期笼罩在它们身上的神秘色彩，彻底剥除了它们的神圣华衮，这显然极大地启发了章门弟子。朱希祖就说：“先师之意，以为古代史料，具于六经，六经皆史，故治经必以史学治之，此实先师之所以异乎前贤者。且推先师之意，即四部书籍，皆可以史视之，即亦皆可以史料视之，与鄙意实相同也。”[32]他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捐除“经学”之名的口号，同时阐明：“经学之名，何以必须捐除呢？因为经之本义，是为丝编，本无出奇的意义。”[33]这无疑与章太炎观点如出一辙。 

无独有偶，钱玄同也认为章太炎“只把经典当做古书看，不把彼当圣经看，不把经典视为神圣”的治经态度十分正确[34]。由此出发，他批评说：“‘经’是什么？它是古代史料的一部分，有的是思想史料，有的是文学史料，有的是政治史料，有的是其他国故的史料。”[35]他甚至宣称：“我们是决心要对于圣人和圣经干‘裂冠，毁冕’，撕袍子，剥裤子的勾当的。”[36]对此，黎锦熙敏锐指出：“钱先生在这点上，受他的老师的影响最深，所以到了民七，就一拳打翻‘孔家店’。”[37] 

第三，论孔学“非所以适今”。 

在近代顽固派的观点中，最为常见的便是强调孔子学说完美无缺、毋须变易。针对这种守旧言论，章太炎1906年便批评说：“抑自周、孔以逮今兹，载祀数千，政俗迭变，凡诸法式，岂可施于輓近？故说经者，所以存古，非所以适今也。……过崇前圣，推为万能，则适成桎梏矣。”[38]1908年，他又说：“孔子殁已二千岁，……于此新世界者，形势礼俗，岂有相关？”[39]概言之，章太炎认为孔子学说固然有一定的历史价值，但并不适合于今日。 

在章太炎这一思想的深刻熏染下，钱玄同也认识到：“故如孔丘者，我固承认其为过去时代极有价值之人。然其‘别上下，定尊卑’之学说，则实在不敢服膺。”[40]他还进而论断：“孔氏之道断断不适用共和时代”[41]，“孔经里所讲的什么三纲五伦、礼乐政刑，是和共和国绝对不能并存的东西”[42]，“什么三纲五伦忠孝节义，都是二千年以前宗法社会之旧道德，与民国国体绝对抵触，万没有提倡它的理由”[43]。鲁迅更是列举了袁世凯、孙传芳、张宗昌等尊孔最终失败的例证说明：“这三个人，都把孔夫子当作砖头用，但是时代不同了，所以都明明白白的失败了。”[44] 

总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章门弟子鲜明地继承了章太炎的批判精神，严厉抨击了孔子及其学说，在很大程度上俗化孔子的圣人形象，并将所谓“六经”予以历史化，从而彻底打破了对孔教的迷信，极大地促进了国人的思想解放。 

三 “铲伦常” 

在封建社会统治的后期，孔子儒学的主要代表是宋明理学，它宣扬三纲五常等封建礼教，严重束缚了人性的发展。对此，章太炎曾经予以严厉的批判。1906年，他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援引戴震“理学杀人”之说断言：“几句宋儒理学的话，就可以任意杀人。”[45]这不啻是明确提出了反对“吃人礼教”的思想主张，由是对章门弟子产生了极大影响。 

例如钱玄同，在五四时期就以“打倒纲伦斩毒蛇”自任[46]，“挺身而起，……首先打破‘吃人的礼教’”[47]。周作人即曾评价说：“据我所知道，在所谓新文化运动中间，主张反孔教最为激烈，而且到后来没有变更的，莫过于他了。”[48]而究其根源，这与章太炎的潜移默化密不可分。黎锦熙便回顾说：“钱先生参加新文化运动，做了打破吃人的‘旧礼教’的先锋大将，在意识的根本上……是源于‘师承’。”[49]此外，鲁迅应钱玄同之请，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的《狂人日记》[50]，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源自章太炎的影响。周作人即曾回忆说：“假如说戴东原的话于《狂人日记》有关系，那么这是它的来源吧。……太炎先生直称之理学杀人，鲁迅以后乃转为礼教吃人，只是话更说得具体活现罢了，意思原来还是差不多的。”[51]可见，章氏关于戴震“理学杀人”之说的阐述，对鲁迅在五四时期提出“礼教吃人”这一惊世骇俗的论断，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至于周作人，早在《民报》社听讲时期，就在章太炎的思想熏陶下撰文批评孔子思想“束缚人心”[52]。到五四时期，他更进一步认识到“要讲思想改革，势必对于习惯的旧道德要加以攻击”[53]。于是，他先后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人的文学》、《思想革命》等文，激烈抨击封建礼教。其中，《人的文学》开篇便说：“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54]，明确提出了反对旧道德的主张。又如《思想革命》一文，“主要所说固然是文学里的思想，但实际包含着一切的封建的因袭道德”[55]，同样也是以批判封建礼教为核心内容。对此，周作人晚年曾经回顾说：“当我起头写文章的那时，‘文学革命’正闹得很起劲，但是我的兴趣却是在于‘思想革命’的方面，这便拉扯到道德方面去，与礼教吃人的问题发生永远的纠葛。”[56]他并且还表示自己的一生，“所主张的是革除三纲主义的伦理以及附属的旧礼教旧气节旧风化等等”[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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