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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实用阅读活动(1)(2)

2015-01-14 01:29     2.3　阅读与官吏
    历代官吏亦重视读书学习，藏书、读书非常普遍。在中国历史上，流传着“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读书佳话，即宋代赵普熟读论语辅佐太宗治理国家。其典故出自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七：“赵普再相，人言普山东人，所读止《论语》，……太宗尝以此问普。普略不隐，对曰：‘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10]据《宋史·赵普传》载：“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太祖常劝以读书。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户启箧。取书读之竟日。及次日，临政处决如流。既薨，家人发箧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11]
    另一宋代名相王安石也主张“文必治世”。王安石读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经世致用。他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主张学以致用、为学为文要有补于世，注意研究政治和社会问题，致力于改革。他学问渊博，又敢于突破前人藩篱，独抒己见，探索新儒学，他的学术思想世称“荆公新学”。王安石反对仅以“讲说章句”取士的科举考试制度，主张广设学校，教以合用的实学。“尚实学”、“求专门”、“兼文武”，培养学用一致的人才，以实行新法，富国强兵。
    历史上的官吏多由科举入仕，阅读是他们走上仕途的必经之路，并且入仕只是他们完成了自身教育的第一步，大量的继续教育是他们为官终身不可懈怠的任务。为保证政务高效率，功名显达，他们必须努力学习，古今中外，融会贯通，天文、地理、物理、人情，百事通达，信息灵通，决策可靠有效，这样才能以政绩而飞黄腾达。基于这种强烈的经世致用的动机，历代官吏无不重视阅读活动，热衷于藏书和读书。
 2.4　禁书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阅读对人类的思想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书本能开启民智、驱除蒙昧，而蒙昧、愚钝向来是完美控制国家的监管与保护工具。历来独裁者都知道，文盲群众最容易统治，因为阅读技巧一旦学会就无法抹消；退而求其次，只能限制它的范围。历代帝王经常采用焚书、禁书之举，禁止人们阅读某些书以阻断图书的流传。禁书的具体形式有焚书、禁印、删改、审查等，是统治者实施阅读控制和思想管理的有效工具。
    秦始皇焚书是古代规模最大的一次图书劫难。明清尤其是清朝，禁书之举及文字狱屡屡发生。所禁之书有违碍朝廷的书，如清编纂《四库全书》时将不合清廷统治的图书毁弃、抽毁、删改，乾隆还多次下令各省巡抚呈缴禁书。清代还有多如牛毛的文字狱，使受害者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除此之外，历代所禁之书还有宗教书、图谶之书、私人著书、印行小说。其中，禁宗教书往往发生在政教之争时。如北魏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北魏太武帝下灭佛诏，不准造佛像及传播佛经。唐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唐武宗灭佛教，拆寺院4500所，焚毁佛经及雕像无数。清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清廷禁西洋人刻书传播基督教。[12]

    　　3　阅读与学术研究：阅读是学术研究的源泉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学术的精进必须站在前人肩膀上取得。我国古代学者的学术成果无不建立在博览群书，遍阅资料的基础上。他们进行学术研究，大多注意平时的读书积累和著述时的广泛搜集，以著书立说的形式将学术成果留传于后世。
    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其学术成就体现在他编撰的“六经”之中。实际上，“六经”先于孔子而存在，同书异本大量存在，差异相当严重。孔子首先作为读者研习了“六经”以及前代的典章制度和历史文献，经过对典籍的广泛搜集、删存去取、梳理编排、完善书籍体制，最后编定了被后世尊为儒家经典的“六经”。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以《史记》奠定了我国史学基础。司马迁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为以后修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38岁时继任太史令，有机会遍览国家典藏的书籍档案，积累了大量资料。《史记》取材十分广泛，所用材料来源有：其父司马谈集聚整理的资料，亲身游历采访所得的材料，汉朝宫廷藏书和档案，当时社会上流传的各种典籍。据统计，《史记》引用书目超过百种。如果加上读而未用的图书，当有数百种之多。在翻阅资料的过程中，还考证了不同版本。
    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自幼好学，博览群书。他在编撰综合性地理名著《水经注》时，阅读了大量地理、历史、文学、碑碣、方言、民谣等方面的资料，仅全书列名的文献就有477种，加上读而未用的文献则更多。[13]
    北宋著名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儿时即“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哲宗时官至宰相，他编撰的《资治通鉴》是一部享誉古今的史学名著。编撰该书时所查阅的资料很多，涉及各种官藏、私藏，其中有正史19种，1500多万字，加上稗官野史、百家谱录、正集、别集、墓志、碑碣、行状、别传等其他资料总字数在5000万字以上。 [14]
    明清时代，我国学术繁荣，各学术流派众多学者的著作层出不穷。清初伟大的思想家、史学家和文学家顾炎武，一生著述等身。他自幼就开始诵习《大学》、《周易》等经史著作，从古籍中汲取了不少营养，为终生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一生著述宏富，计有《日知录》、《肇域志》、《亭林文集》、《音学五书》等近50种。[15]
    近现代学者治学同样以阅读为基础来进行。陈寅恪对于古代经史子集四大部类都认真读过，对于西洋书籍也广泛涉猎，20世纪20年代留学期间所做的读书笔记竟有64本之多，内容涉及藏文、英文等语言，还有佛经、中亚古碑文及大量史地书目、数学等。[16]这种勤奋治学的态度让他在历史、佛教、文学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钱钟书除文学创作外，学术研究也取得不小的成果。《管锥篇》是其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作者研读《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太平广记》所作的札记和随笔的总汇，用典雅的文言文写成，书中引述了4000位著作家的上万种著作中的数万条书证，所论除文学外还兼及几乎全部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其中引用了大量英、法、德、意、西原文。[17]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人类的学术发展史如同一场永无休止的接力赛。每位学者通过阅读吸取前人的文化思想精华，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发展新的学问思想。人类对真理的探索以阅读为媒介，将人类认识自然和社会的成果一代又一代传承下去。阅读是为了继承，学术研究是为了开来，没有阅读的学术研究好象无源之水般无法进行。阅读是进行学术研究的基础，“读书”与“治学”总是联系在一起。因此，凡学者都将读书放在重要位置。

【参考文献】
    1　桑良至.中国藏书文化.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9:230-239
    2　（唐）长孙无忌.隋书·牛弘传.见：二十五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3403-3404
    3　桑良至.中国藏书文化.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16
    4　曹之.中国古籍编撰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332
    5　（晋）陈寿.三国志·魏书·文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88
    6　（后晋）刘.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1962
    7　谢灼华.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148
    8　雷风行.中国名家读书法.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00:128-129
    9　（加）曼古埃尔.阅读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345
    10　雷风行.中国名家读书法.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00:74-75
    11　宋史·赵普传.见：二十五史（简体标点本）卷十.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1416
    12　桑良至.中国藏书文化.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70
    13　曹之.中国古籍编撰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89
    14　曹之.中国古籍编撰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196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15　曹之.中国古籍编撰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353-355
    16　王子舟.陈寅恪的读书生涯.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121-124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大师治学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782-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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