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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武侠小说总是不甘心停留在武功和侠义的层面上,总是要展现更多的人生内涵。金庸和梁羽生的小说是江山和江湖的结合体,他们将人生和生活哲理通过历史的评判和人物的刻画表现出来,古龙的小说是侦破和江湖的结合体,它缺少历史沧桑感,却具有情节的多变,于是他干脆就根据情节的发展来点评人生哲理性,例如:
一个人绝对不能逃避自己——自己的过错,自己的谦疚,自己的责任都绝对不能逃避。因为那就是自己的影子,是绝对逃避不了的。
这些人生哲理或生活哲理的语言都出现在小说情节发生转变的时候,并且都有事实的证据,似乎也就成为了人生经验的某种总结。由于古龙小说情节多变,这样的语言也就遍布古龙的小说。
与注重情节相匹配的是古龙小说的叙述语言。他很少用长句,而多用短句,而这些短句又常常如散文诗式排列。这些排列的短句总是抓住中心词,反复地变换意思,如:
屋子里有七个人。
七个绝顶美丽的女人。
七张美丽的脸都迎着他,七双美丽的眼睛都瞧着他。
阿飞怔住了。
这段表述中,“七”是中心词,围绕着“七”字,作者在推动情节的发展。这样的句型排列,增加了小说的节奏感和紧张感,还带有一些俏皮的意味。这是古龙的创造。
仔细分析古龙这四个方面的“个性化的处理”,可以看出他实际上是在修正小说中可能出现的过分的“西方化”的倾向。应该说,他修正得不错,使得他的小说既摆脱了中国传统的武侠小说的创作之路,给他带来了独特的风格,又保持了“中国武侠小说”的基本原则。
古龙是中国武侠小说的革新者,然而,革新者的价值除了自己的成功之外,还应该带领后来者一起形成一个新的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古龙并不成功。古龙之后武侠小说的创作中再也没有出现读者基本认同的武侠小说大家,为什么呢?是后来者不会讲故事么?不是,是后来者缺少才气吗?也不是。在我看来是后来者对古龙的创新思维认识不够,只追随古龙的创新,却没有能充分地了解古龙小说创新中的偏颇,只看到古龙怎样地从外国小说中吸取营养,却没有看到古龙又努力地“修正”。
武侠小说毕竟是中国的国粹,它是建立在中国传统的文化和中华武功之上的,排除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和中华武功,“中国式”的武侠小说就难以成立了,或者就不能称为“武侠小说”。严格地说,古龙的创新思维是与武侠小说传统文化的要求相背离的,外国小说中的人性说到底是以个人主义为根本,侦探小说说到底是以法律作为它的价值取向,这些都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道德标准形成偏差。古龙的成功在于他从人物塑造和情节结构的层面上吸取外国侦探小说的营养后,在个性化处理中创造性地弥补外国小说吸取中的不足,虽然很多弥补显得相当地外露和吃力,但是他毕竟在基本原则上掌握好了一个“度”字。如果看不到古龙小说创新中的偏颇,以为只要将外国的新鲜的因素拿来改变武侠小说的模式就是创新(当代香港很多武侠小说作家追求的武侠小说与魔幻、科幻小说的结合,大陆的新武侠小说作家追求武侠小说与动漫的结合),只是创新中的误区。这些创新的武侠小说看起来有了新的因素,丢掉的却是小说“武侠味”,武侠小说需要创新,但是创新之路究竟怎么走,古龙小说提供的是创新的勇气和成功的个案,还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这是后来者们值得思考的问题。
① 古龙《多情剑客无情剑·代序》,海天出版社,1988年5月版。
② 古龙《多情剑客无情剑·代序》,海天出版社,1988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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