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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的力量有史以来一直作为控制的一种武器。偶像破坏则成为一种抵抗的方式。从启蒙时代到反讽时代，特里 伊格尔顿追溯了中产阶级社会对图像的态度变化。

在更具革命性的时代，中产阶级是偶像破坏者。图像曾经是旧贵族政权的中看不中用的东西，是用来麻痹人们心灵的炫耀的象征。王冠，就像天主教的图符，是用来麻木人们的感官，使人们忘记了压迫和不公。似乎专制政体已经意识到需要费力论证自己的合法性，但是只要在高处放置一顶王冠人们就会思想短路。

图像，不像君主，不需要解释：它们就是它们自己，不管你理解不理解。它们的作用是充实你的眼睛同时掏空你的脑袋。你不可能跟图像争论，就像你不能跟电话亭争论。只要它们抓住你的感官，你的心灵也会跟随。

这正是中产阶级偶像破坏者要否弃的。18世纪启蒙时期，任何将力量建立于感官之上的信念都是不可靠的。感官是人和动物共有的。但是一只猪，它能感觉到冷，却不能象我们那样感觉到自由理念的庄严。这里有个界限。重要的是真理、自由、平等和正义，我们怎么可以在这些神圣的概念上面刻上感官的痕迹。对图符信任的人只能是天主教徒、婴儿、原始人，而不是那些具备理性尊严的人。所有这些重要的真理都不需要表征。一旦人类扔掉他们自己雕刻的偶像，就像孩子不再需要保姆，他们才算进入成年。

这些政治理念以表征为障碍的原因之一是它们自设为普遍理念。自由是属于全球的，然而图像只属于某个地域。图像依赖于身体，而身体总是属于一个具体的地方。为了不受约束，你必须将身体置之度外，因为它的激情会阻碍理性。

另一个放弃图像的原因是日益增长的社会复杂性。在古代，社会是简单、统一的，可以用宗教和艺术象征来表征。但是劳动力的分工和行为的日益专门化已经达到一个点：社会不能再被描述为一个整体。正如thatcher所说，这并不意味着整体已经不存在，而是说它只能抽象地存在。但这对理性人来说应该不成问题。我们仍然能把握社会整体，不是通过图像，而是通过概念。艺术家因此必须让位于哲学家。

所有这些在大学的研讨会里非常盛行。但是中产阶级政治家也知道人们不大喜欢抽象的东西，所以需要一些感性的东西来帮助他们理解。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因此就有了一个矛盾。让人们放弃他们自己雕刻的偶像是对人们的非分要求，而对人们非分要求在政治上是危险的。正如埃德蒙 布克所说的，政治权力只有使人们对之产生感情时才是稳固的，仅仅让人们在理智上承认它是不够的。因此，国家主义的巨大权力建立在人们对它的虔诚和忠心上。“民族－国家”之间的连字符连接了具体和抽象，人民和政治。

跟通常一样，最后总是政治家而不是哲学家获得胜利。这个以破坏偶像为起始的社会200年后又被偶像迷住。尝试概念还没多久，它又回到图像那里了。这还不是最坏的。它回到图像和图符不是因为它的抽象概念太难用图形来显示，而是因为它不再有概念。如果你发现很难画出一幅宇宙平等的画像，那是因为根本就没这回事。你画不出来，就像你画不出一个四边形的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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