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鸦片对《中国近代史》著作的影响——以细(2)

　　中国禁烟，并且时有举措；英国要输入，于是鸦片逐年增多。这种状况导致国内对禁烟策略、政策的分歧。传统的对四夷的剿与扶对“英夷”全不适用。故鸦片对当时中国的影响，引发的深思实在于此。但是近代史论著作能够以此而提出问题的不多。长期以来的上国迷梦致使举国上下不明世界形势。林则徐所谓对夷情了解甚多，实是夸张。至于原因，乃是以虚击实。因为我们知道，由于道光采取严禁，于是出现了林则徐南下广东禁烟。清自雍正七年始倡禁烟，后或缓或急，却未曾中段。道光朝严行禁政，虽所采取的方法不一，但是总归最有成效。在这一背景下。林则徐南下禁烟则为必然。由贸易而战争，由冲突而战争，中英因此必有一战，不管清廷愿不愿意。

　　在近代史著作中，鸦片和鸦片贸易引发的结果多数著作从以上五方面来论述，这样处理为鸦片、鸦片贸易与鸦片战争划清了界限，即：鸦片战争的影响和鸦片、鸦片贸易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知道导致鸦片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是清政府的禁烟政策，是贸易冲突导致战争，它的影响比鸦片战争的影响更为明显。

三、鸦片使研究者对史料产生误解

　　对鸦片战争的研究，其实在它发生后的几年就开始了。当时一些有识之士鉴于清廷败绩，为总结经验教训以供时人借鉴。在这些著作中以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扶记》、夏燮《中西纪事》、梁廷枏《夷氛闻纪》为代表。当时的这些有志之士因为“经世”而“致用”的著作尤为近代史著作重视。作为历史研究注重当时人的反应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是“倒放电影”理解“当时的观念”的上好办法，而且这样的研究会更接近历史真实。同时，当时人的反应固然重要，但是却不可尽信，因为他们的反应会受多方因素制约而未必尽可能真实反映“当时人的观念”。就当时有志之士的著作而言，为各论著尤为重视者，至今约有数种；而就当时有志之士而言，为各论著尤为重视者，乃为参与鸦片战争的士人及官吏，如林则徐、黄爵滋、魏源、龚自珍等。

　　（一）对一八三六年十月道光谕旨的解读

　　一八三六年十月，道光谕曰：“各值省将军督抚，趁此整顿之时，同心合意，不分畛域，上紧查孥，毋得稍行松劲。其贩运开馆等犯，固应从重惩办，即文武官员军民等，吸食不知悛改者，亦著一体查孥，分别办理。”[19]

　　这条史料被多数著作引用，目的在于证明道光帝严禁鸦片的决心，更为林则徐南下禁烟提供铺垫。及至林则徐南下禁烟，为表示禁烟的决心，曰：“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19]及至其后，所采取之措施乃为：“贩卖之奸夷，多在省馆，虽不必遽绳以法，要不可不喻以理，而秫以威”“责令众夷人将趸船所有烟土，尽行缴官。”[19]这两条史料为林则徐的言行，著史者引用它们来说明林则徐的决心而使它们卓然于史籍。

　　（二）对《夷氛闻纪》卷二记载的解读

　　《夷氛闻纪》卷二中称：“滨海村落，初尚利夷厚值，接济其食用。及是，以则徐出驻海澨，罔避风雪暑雨，辛勤筹办，群知感愧，相戒无复私售。”[20]

　　鸦片战争后兴起的对鸦片战争的研究，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有明显的“当时人的观念”，对于认识历史自有帮助，但是因为其立场仍然是天朝上国，所论述失败的原因，归于清廷错误撤换林则徐之职，汉奸误国者不少。是以不能尽信。戴逸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稿》中用以证明在鸦片战争初“广东人民积极支持林则徐的措施”。[21]然则仔细一考前后则知：林则徐到广东以后，其所采取的措施乃是经济封锁，断绝与外夷的联系。老百姓苦于此点，“相戒无复私售”亦为必然。

　　（三）对林则徐到广东发布布告的解读

　　林则徐自到广东，恩威并施，遍贴布告，晓之以利害，曰：“天道报施不爽，逆天者不得善终。如英人罗拔图占澳门，卒不能益其目的，拿皮耳亦寸心险恶，中道夭死。大皇帝待遇外人，恩泽深厚，外人当遵守中国法令，与本国同。若以鸦片之故，致通商全行停止，则茶及大黄等需要之物，亦准照旧贸易。利害得失，一目了然。何去何从，幸喜自择！”[16]

　　林则徐发布的这条布告，今天看来有些荒唐，所用语气乃是恐吓。其中自然也透露着林则徐对夷情的判断，但是决非林则徐所谓的深知。若著作中有引用此则布告的，目的却在于证明清之恩，与英夷之倔强，蛮不讲理。在近代史著作中林则徐的形象是神圣的，因此对这条史料的解读多数研究者认为林则徐到广东以后采用的方法是正确的。如果从传统的外交观念来看，林则徐的做法并不违背长期以来对外夷的政策，但是近代以来，传统的方式已经不适合了，林则徐的做法并不是建立在深知的基础上的。

　　（四）对三元里的抗英斗争的解读

鸦片战争中，人民的反抗以广州城北三元里抗英斗争规模最大，影响最深，所以论述三元里抗英斗争是近代史著作不能忽视的。为了证明三元里人民爱国性，多数著作引用了一告示，曰：“我等义民……不用官兵，不用官孥，自己出力，杀尽尔等猪狗，方报我各乡惨毒之害也！”[21]但是这则告示已表明三元里人民起来反抗的目的是“杀尽尔等猪狗”，即“方报我各乡惨毒之害也！”这一点，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一书中论述较多，他认为三元里的抗英斗争实际上是为了我各乡惨毒之害，没有爱国目的，但是经过研究者的阐述，具有了爱国的意义。而造成的原因是近代以来爱国成为反抗侵略的主题，研究者的主观目的是为了激发人民的爱国情感。

　　（五）对马克思论鸦片战争影响的解读

　　关于鸦片战争的影响，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认为：“中国在1840年战争失败以后被迫付给英国的赔款、大量的非生产性的鸦片消费、鸦片贸易所引起的金银外流、外国竞争对本国工业的破坏性影响、国家行政机关的腐化，这一切造成了两个后果：旧税更重更难负担，此外又加上了新税捐。”“所有这些同时影响着中国的财政、社会风尚、工业和政治结构的破坏性因素，到1840 年在英国大炮的轰击之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英国的大炮破坏了皇帝的权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22]《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写于1853年，距离鸦片战争已有10有余年。马克思此段叙述尤为国内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注重。而造成的结果是研究范式的趋一。鸦片战争对中国提出了什么理应是我们过去现在因该注重的，但在以前的研究中并不十分深入，很大程度上停留在理论化的意义和影响，而没有深入到具体，提出任务。鸦片使研究者对战争认识停留在“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这一层面上。马克思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多数近代史著作的认识。

　　（六）对太常寺卿许乃济上书的解读

　　鸦片危害日甚一日，清廷忧之，于是有驰禁派和严禁派。太常寺卿许乃济认为：“近日鸦片之禁愈严，而食者愈多，几遍天下。盖法令者胥役棍徒之所借以为例，法愈峻则胥役之贿赂愈丰，棍徒之计谋愈巧。臣愚，以为匪徒之畏法，不如其骛利；且逞其鬼蜮伎俩，则法令亦有时而穷。究之食鸦片者，率皆浮惰无志不足轻重之辈，亦有逾耆艾而食之者，不尽促人寿命，海内生齿日繁，断无减耗户口之虞。而岁竭中国之脂膏，不可不早为之计。闭关不可，徒法不行，计惟仍用旧制，照药材纳税，但只准以货以货，不得用银购买。应将纹银番洋，一体严禁偷漏。又官员士子兵丁，不得漫无区别，犯者应请立加斥革，免其罪名。该管上司及统辖各官，有知而故纵者，仍分别查议。似此变通办理，庶足以杜漏卮而裕国计。”[16]许氏主张驰禁，其上二折，一折即为前面所列举，一折则谓“中原土性和平所制价廉力薄，食之不甚伤人，上瘾者易于断绝。……应清饬查各省旧种罂粟处，如果于早晚两稻均无妨害，亦准听民之便，庶外洋无奇可居，而夷船之私售鸦片者，久之可以渐绝。”[16]许氏所上二折，著作中引之说明清禁烟之争，然而两道奏折所造成的后果，对许自身而言则是在严禁的道光帝那儿，革了他的官职，“以示惩儆”。近代史著作大多对此隐而不谈，造成的影响是许乃济仅仅是驰禁的代表。

　　（七）对鸿胪寺卿黄爵滋上奏的解读

　　严禁即倡，但是收效不大，鸿胪寺卿黄爵滋上奏称：“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臣请皇上准许一年期限戒烟，虽至大之瘾，未有不能断绝，一年以后，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乱民，置之重刑，无不平允”，“伏请饬谕各督抚严饬府州县清查保甲，预先晓谕居民，定于一年后取其五家互结，仍有犯者，准令举发，给予优奖”，“现任文武大小各官，有逾限吸烟者，照常人加等，其子孙不准考试。”[16]黄氏的这道奏折，因认为要禁绝鸦片必先加重罪名，因为过去官吏执行不力而未禁绝鸦片，故对执行不力的官吏也要严加处分。吸食者治罪，官吏执行不力者严惩。所以研究者认为黄氏为严禁派代表。但是这对研究固然有益，而于实际，分而视之，却不一定合理。对禁绝鸦片表明自身的主张看法，在当时人眼中未必和后人认识一样，时人的目的在于争论而后有措施、禁绝的方法。鸦片造成的影响通过黄爵滋的奏折也可以反映出来，即在研究者眼里在禁烟政策上存在严禁和驰禁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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