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取消的历史——略论元代士人的心态变化与(2)

　　贡举法废，士无入仕之阶，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鬻以为工匠商贾。

　　《元史·选举志》对在科举被废止的时代里士人的职业取向做了如上的概括。从这一概括看，一部分士人依然利用自己的知识优势，在各级政府机构中做了下层的职业官吏，即所谓的“胥吏”。一部分士人则也没完全脱离文墨，做了官僚的幕僚。正如由宋入元的林景熙所说，“科举废，士媒青云，犹假所业以自见”[19]。而另一部分士人则与其自幼所习基本脱离，学了一门糊口的本事，做了手工业匠人，还有一部分士人则做了历来被列为四民之末的商贾。以上就是《元史·选举志》所记述的士人职业转化。那么，这一记述是否准确呢?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史料佐证，并藉以观察士人在废科举后的状态。我们的考察依照《元史·选举志》所述顺序来展开。

　　元人唐元《筠轩集》卷12《唐处士墓志铭》载:“公年益茂，忍贫苦学，授徒村塾，生计萧然。或曰，吏术，时尚也。君舍方册而从刀笔可乎。自是，始探讨科条，举口成诵。县有大狱疑谳，资君勘治。然持心宽厚，不忍深刻，志竟不干禄公家，故贫。[20]”从这一记载看，唐处士这个士人，在科举废止的时代，大约是金榜题名之梦未泯，最初仍有一种坚持，“忍贫苦学”，并以教授村塾的学童为生。最后终因生计难济，也顺乎当时的潮流，做了刀笔吏。不过，“不干禄公家”那份书生的清高，让他依然贫困。由这条史料还可以看出，士人“舍方册而从刀笔”，以“吏术”为业，已成为众所趋之的“时尚”。

　　还有一例，记述的情形也很类似。元人危素写于至元四年(1338)的《送陈子嘉序》记载:“大梁陈君子嘉，工举子业，使群进于有司，可得高第。既而科废，学官荐为六安府史。陈君曰，古之圣且贤者，盖有为委吏者焉，有为乘田者焉，有为抱关伶官者焉。府史，与上官谋议政事者，随其所得为而致其力学者之事也。乃来江宁省其亲而后去。”[21]同样是做胥吏，这个陈子嘉要比前面的唐处士豁达一些，在作了一番平衡自己心理的说词之后，也就放弃了自己的坚持，心安理得地去当胥吏了。

　　元人徐明善《芳谷集》巻下《冷东斋义役规约》就说:“科举废矣，珥笔可也。学校具文矣，衙前可也。”就是说，没有了科举，也就无需习文了，学校名存实亡，就可以去做衙前之类的胥吏了。元人程文海在《雪楼集》卷十一《闽县学记》中也指出了当时士人的状况:“科举废，后生无所事聪明，日以放恣，诗书而刀笔，衣冠而皂隶。小有材者溺愈深，居近利者坏愈速。”[22]诗书与刀笔，尽管都是舞文弄墨，但却不可同日而语。诗书是圣贤书，只有士大夫与向成为士大夫方向努力的士人才有资格翻弄，而刀笔吏所接触的文书，不过是日常公文或书启讼状，为士人所不齿。而衣冠就是由装束而形成的贵族或读书人的代名词，身着衣冠与身着黑衣吏服，社会地位历来也是天悬地隔。但时代变了，没有了机会均等的竞争，士人为了生计，也只好平身低头，从事过去不屑为而现在又不得不为的贱吏职业。

　　以上是科举停废后士人选择胥吏职业的状况。这当是当时士人所从事的最普遍的职业。至于做官僚的幕僚，也与做胥吏的情形相近，不过是想寻求一条更为快捷的进身之路。

　　古代的选官制度，在科举出现之前，就是汉魏两晋南北朝的乡荐察举。元朝停废科举，补充官吏只剩下荐举一途。在发达的商品经济已使人们变得不那么单纯的时日，荐举无疑大开奔竞之门。同样是由宋入元的刘辰翁指出，“邸都门仆承受，坐而得要津”，“乡里小儿起白身，徒步如蝇附骥”。最后他抨击说，“科举废而瓦缶鸣，官簿非而狗尾续也”[23]。

　　在只此荐举一途中，胥吏可谓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占尽先机。而元朝政府也极为重视维持其末端统治与进行实际行政运作的胥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84在史部政书类存目介绍元人编的《官民准用》时写道:“元初罢科举而用掾吏，故官制之下次以吏员。”四库馆臣的理解没有错，庞大的胥吏阶层，就是元朝官僚的后备军。而胥吏的来源，绝大多数则是曾习举业梦想金榜题名的士人。关于这一点，我在下一章还会述及。

　　拥有文化知识的士人转向职业行政人员的胥吏，可以说是最为便捷的一条路。所以入元以后，在科举停废的时代，从事吏职，进而企望由吏入官，则是多数士人的选择。在上述王鹗等人在至元四年建议恢复科举的十多年后，丞相火鲁火孙与留梦炎等人再次上奏建议恢复科举时也说：“中书省臣奏，皆以为天下习儒者少，而由刀笔吏得官者多。”[24]由此可见，十多年间一直没有改变的“由刀笔吏得官”，当是元代士人的主要出路。

　　除了因时而变做胥吏藉以谋生藉以进身之外，《元史·选举志》所说的“作技巧 贩鬻以为工匠商贾”也没有错。元人揭傒斯也曾指出过“自科举废，而天下学士大夫之子弟，不为农则为工为商”[25]这样的事实。虽然《元史》这样记，元人这样说，但士人行商坐贩力耕苦作的史料是少之又少，倒是发现几条士人转而行医的史料。虽说在传统观念中，医亦小道无足观，但医关涉民生疾苦病痛，在民众中地位高，并且有大丈夫不为良相，即为良医之说。所以，士人向郎中转型，甚至没有向胥吏转型那样痛苦。同是 揭 傒斯，记载一个士人从医的经历:

　　安成有士而隐于医者曰奔氏，讳清甫，生宋宝祐间。九岁而孤，即强学自爱，视取高科，都美官如指掌。积勤十二年，而国亡科举废，又连遭大丧，征徭风火，巨室瓦解。乃尽弃其田畴，取神农黄帝之书，日夜读之，心通理解，天授神设，以之察脈视疾，论生死虚实寒热，虽世业鲜能过之。四方无贵贱富贫，求者如归市，遂以名医闻。[26]

　　这是一个十多年勤学苦读，一心想登高第做美官的优秀士子。但元朝迟迟不开科举，无情地打碎了他的长梦，无奈转而学医，居然竟成为了名医。还见到一个士人改学医术的例子:

　　里人严存性，年少而力学，博涉经史，旁及医药百家之言。方将以儒术取进士第，以是用于世，而科举废矣。于是益取医家之书而读之，求尽其术，以游四方，而行其志焉[27]。

　　放弃举业改学医术都有如许之多的无奈与苦辛，要是从事其他职业，对士人的心理冲击就更是可想而知了。如果家无余赀，一无所能，又高不成低不就，那么这样的士人境遇就很惨了。而在那个时代里，的确有这样的士人，就像清末只会遛鸟当票友的没落旗人。这样的士人，被元人刘岳申称为不择术与不知命都碰到一起的“弃民”[28]。

　　以上考察的是在元朝停废科举后的士人职业转向。这种转向主要是出自生计考虑。如果是家有余赀生活无忧的士人，或者是像前面所述的唐处士最初那样，能够忍饥耐苦，保持一份坚持的士人呢?科举停废后，给他们的心态与兴趣以及价值取向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科举就像有人形容民主一样，是一种不是最好的制度，但当人类的智慧还没有设计出更好的制度之前，只能是使用它，并且完善它。科举通过竞争来获取官位，相对公平，相对平等，无疑是比贵族世袭进步得多。由于考试是科举唯一的形式，而考试成绩又是科举唯一的客观标准，所以为了维护科举的公正性不受侵害，科举考试不仅逐渐制订了严密的防止舞弊的规定[29]，而且也对考试的内容做了严格的规定。比如出题的范围、答题的方式等。就是说，这些规定是设计了一种规范的最优的程式。只要严格遵循这种规范的程式来准备和应考答题，就会入围中选。比如严格依照官方规定的《礼部韵略》的韵书来作诗，按照八股文的程式来作文，按照官方指定的标准的经书注释来解经等。本来这是最优的范式，最初的一些人这样做了，让人觉得很精彩，于是就形成了范式，进而硬性规定，使得答题都是千篇一律，千人一面。不仅失去了个性，也严重地束缚了士人的精神创造。尽管可以理解，这种方式就像今天的机读判卷一样，必须合式，是属于管理者所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但科举为人所诟病的，正在于走向八股文那样的极端程式化。

　　当然，有了一个格式，一个规定的范式，举子可以像答填空题一样，依照范式死记硬背。于是市场上大量的时文、程文之类的应试参考书便应运而生了。举一个南宋的例子。生长在北方的有名的文人辛弃疾，从金国脱出，回到南宋。当他回到南宋时，看到士人都对科举趋之若骛，他说，这有什么难的，我花上三百铜钱，在市场上买本时文，照着复习，就能考上。他果真这样做了，也果真考上了。宋孝宗见到及第后的辛弃疾，打趣他说，你就是用三百个铜钱来换我的官爵的那个人吧[30]。当时这种时文倒也真是帮了应举士人的大忙。手里有没有时文，复习的效果以及考试的结果大不一样。所以说辛弃疾的三百铜钱并不白花。宋人赵性之的《中兴遗史》载:“ 姚岳，字崧卿，京兆人。陕西陷没，岳避地入蜀。途中得进士举业时文一册。读之曰，我平日习举业，实不及此，遂珍藏之。”[31]后来，这个姚岳有了这本时文，居然考了个第一名。

　　可以说，元代科举的一时废止，对士人来说，在失望之余，不啻是一种解脱或解放。士人可以不必身为形役，顾虑与科举考试是否合范，自由地研究学问，自由地吟诗作文，总之可以去做自己喜欢的事。这些，并不是笔者想当然式的主观臆测，是有着大量的事实依据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自由研究学问的事例。陈栎是元代有名的理学家，《元史》在卷189《儒学传》中为他立了传。其中写道 :

　　陈栎，字寿翁，徽之休宁人。栎生三岁，祖母吴氏口授《孝经》、《论语》，辄成诵。五岁入小学，即涉猎经史，七岁通进士业，十五乡人皆师之。宋亡，科举废，栎慨然发愤致力于圣人之学。涵濡玩索，贯穿古今。尝以谓有功于圣门者莫若朱熹氏，熹没未久，而诸家之说往往乱其本真，乃著《四书发明》、《书传纂疏》、《礼记集义》等书、亡虑数十万言。凡诸儒之说，有畔于朱氏者，刊而去之。其微辞隐义，则引而伸之。而其所未备者，复为说以补其阙。于是朱熹之说大明于世。延祐初，诏以科举取士，栎不欲就试。有司强之，试乡闱中选，遂不复赴礼部，教授于家，不出门户者数十年。

　　人们大多看到的是金榜题名时的荣耀，而从陈栎的传记中我们可以品尝出走向荣耀的艰辛之旅。像今天人们教孩子背唐诗、念英语一样，陈栎三岁就要背他无法理解的《孝经》、《论语》，五岁就入村塾，读经史，七岁就把方向明确地确定在进士业进行苦读。陈栎绝不是特殊的例子，应当说在科举的时代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到十五岁的苦读过程中，陈栎一定对习举业产生过厌烦甚至是憎恶的感慨。传记说他 科举废，慨然发愤，当不只是对科举废止的失望，多年的努力付诸东流，还包括了对习举业的情绪。当陈栎没有了对科举的期待，就可以放开手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了。累累硕果，使陈栎成为元代名儒。

　　还有士人邱葵，《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23在经部礼类存目介绍他的《周礼补亡》时写道:“宋末，科举废，葵杜门励門学，居海屿中，因自号钓矶翁，所著有《易解义》、《书解义》、《诗口义》、《春秋通义》、《四书日讲》、《周礼补亡》。”取得了不亚于陈栎的成就。

　　虽然没有获得陈栎和邱葵那样的成就与名声，在摆脱了科举的枷锁后，究心经史的士人相当不少。有个叫王天与的士人，写了一部《尚书纂传》，他的朋友崔君举在后序中写道:“科举废亦久矣，士无系累，荡然失其所挟。向时号为举子进士，今试使口诵本经不能以句。此宜浸浸返乎醇朴。惟吾友梅浦王君，搜远寻坠，辛苦纂书传，晚 又得乡先生彭集斋往复考订，无复遗憾，首尾十余年而后就。”无所系累，固然一身轻松，但出于对科举死记硬背的逆反心理，连在传统社会应当学习的儒学经典也放弃了，有的士人居然忘到了不能成句诵读的程度。这就像学生为了应付考试，一通恶补苦背，一旦考试过后，背诵的内容也就丢在一边，甚至是忘得一干二净。当然这里的王天与是依旧研究经典的正面例子。欧阳玄也在《元故旌表高年耆徳山村先生欧阳公（泾）墓碑铭》中记载欧阳泾，“至宋亡，科举废，乃更沉潜性命之学，手编诸经传注”[32]。

　　以上是科举废止后，自由展开研究学问的士人事例。还有更多的士人，在没有了时文八股和苛刻声韵体裁的限制之后，在诗文写作上取得了突出的成绩。由宋入元的刘辰翁指出了当时诗文兴盛的现象:“ 科举废，士无一人不为诗。于是废科举十二年矣，而诗愈昌。”[33]元人张纯愚在写给前面提到的陈栎信中也指出了这一现象: “爰自科举废，士以诗为习。”[34]而明人罗洪先则分析了诗文兴盛的原因。他说:“当元初时废科举，抱所长无所于洩，于是尚行谊，盛文墨，自任斯文之重。”[35]元人李祁更具体指出了科举废止后士人有暇为诗的客观现实:“向时国家以科举取士，士亦唯务业科举，罕有能用力于诗者。夫岂其不欲哉?志有所欲专，而力有所不逮故致然耳。自江南被兵，科举废，士虽欲出而为诗，流离颠顿，困阨已甚，又何暇及此。二三年来。士稍稍得复田亩，理其故业，故亦稍稍出而为诗。此可为诗道幸也。”[36]

　　无科举所累，士人可以专心作诗。而在文献中，关于废止科举后士人在诗文创作方面成就的记载就更多了。曾在南宋末年做过宰相的马廷鸾，在他的《王甥儒珍集序》一文中写道，“王甥典谟之学，蚤有声场屋。科举废，辄敛才华而为诗政尔，精丽可喜。”[37]元人戴表元的《张君信诗序》记载: “科举废矣，于是君信若愠若狂，始放意为诗，不复如前却行顾忌。辛卯春，余来吴，君信尽出其所作累百篇相示，酒酣气张，音吐清畅，余为击节。”[38]由此毕见士人摆脱科举形式束缚后的放松与轻松。元人陈基写道:“方是时，士罢科举之习，一时作者以古雅相尚，而彦徳诗文一出，争相传诵。”[39]可见，罢却科举之习，便有以古雅相尚之风，个性化的诗文便被争相传诵。明王鏊所撰《姑苏志》卷54《人物》载:“宋无，字子虚，吴人，生宋景定间，尝习举子业。科举废，遂专工为诗。比对精切，造语新奇，有隐居之趣。所著有《翠寒集》、《啽呓集》。”看来，“专工为诗”的前提正是“科举废”。

　　传统是有惯性的。在科举刚刚废止时，士人的诗还没有完全脱离时文的窠臼。关于这一点，元人欧阳玄指出: “宋迄，科举废，士多学诗，而前五十年所传士大夫诗，多未脫时文。”[40]欧阳玄这个理学家的眼界也许太高。其实，随着直接受到科举停废影响的士人逐渐逝去，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元人陆文圭在谈到世代更替所带来的变化时说:“废 科举不用，三十年来，一洗时文之陋。场屋遗才，老死岩壑，后生新学，无荣进之诱，专志诗书，頗知古人为己之业。”[41]看来，只有“无荣进之诱”，才能“专志诗书”。而知“为己之业”，才是学问自由的最高境界。

　　在科举的时代，为了应举，士人不允许、也无暇有更多的爱好与选择。这种情况甚至在北宋时代便以出现。曾巩指出:“自庆历初罢去公卷，举人唯习举业外，以杂文古律赋诗为无用之言，而不留心者多矣。”[42]

　　长时间停废科举，让不少士人对科举再开已经不抱希望，从而绝意仕进，吟诗作文，只为自娱。《江西通志》卷67《人物》载:“熊师贤，字君佐，富州人。元废科举，师贤绝意仕进，诵读自娱。扁 其堂曰寓乐。琴书图画，罗列左右，尤嗜古器玩。尝学琴，后不复操，曰：但识琴中趣耳。生平专力于诗。吴文正(吴澄)谓贤诗冲淡萧散，不事雕琢而近自然，酷与其人相似。”

　　在科举被废止后，除了从事研究学问、吟诗作文这些读书人的本行之外，也有不少士人转向专心治家事亲。这样的士人最易与地域社会结合，从而成为乡绅。元代有名的理学家吴澄在他的《吴文正集》卷73《故逸士熊君佐墓志铭》中，也记载了上述的熊君佐“长治进士艺，驰俊誉。叔父贡士暨乡先辈皆期以早达。仅一试贡闱，而科举废，读书娱亲于山”。又在卷74《黄亨叔墓志铭》中，记载黄亨叔“科举废，学专于身，治移于家，事亲礼无违，丁时多虞，不以公私事贻亲忧”。此外，在没有科举的时代，徜徉于释道之间的士人也不少。元人李存的《薛方彦墓志铭》写道，“国初，科举废，世族子弟孤洁秀拔，率从释老游”。[43]

　　以上，主要援引元代人的记载，分析了在元朝停废科举的几十年间，士人的心态变化以及士人的职业选择与兴趣转换。从中可以看出，一直实行的科举被停废后，让士人有过失望，但同时也使士人从应试的桎梏中得到解脱，自由地研究、创作与选择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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