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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说剑》开创了人物形象描写的先例，为武侠小说中的人物登上文坛作了预演。作者在文章中借用太子之口说：“吾王所见剑士，皆蓬头突鬓垂冠，曼胡之缨，短后之衣，瞋目而语难。”[3]唐人成云英对此解释说：“发乱如蓬，鬓毛突出，铁为冠，重下露面。曼胡之缨，谓屯项抹额也。短后之衣，便于武事。瞋目怒眼，勇者之容，愤然窒胸，故语声难涩。斯剑士之形服也。”这就把武侠人物的形象描写具体化了。后世武侠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描写，虽然面目迥异，千变万化，但其最早的源头却来自于庄子的《说剑》。这也说明《说剑》在武侠小说史研究中是不应该被人遗忘的。
尽管如此，倘把武侠小说的发端归结于《说剑》，也是很难服人的。我们不妨把它的出现，说成是“孕育了武侠小说的产生”，似乎更加符合实际。
下面再说“两汉说”。
王海林先生把《史记·游侠列传》之“郭解事迹”和《吴越春秋》之“越女试剑”两篇视为武侠小说，我们以为其理论依据也很不足。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惜篇幅，将《游侠列传》中有关“郭解事迹”部分的全文迻录在这里：
郭解，轵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许负外孙也。解父以任侠，孝文时诛死。解为人短小精悍，不饮酒。少时阴贼，慨不快意，身所杀甚众。以躯借交报仇，藏命作奸剽攻不休，及铸钱掘冢，固不可胜数。适有天幸，窘急常得脱，若遇赦。及解年长，更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为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阴贼著于心，卒发于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立辄为报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负解之势，与人饮，使之嚼。非其任，强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杀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义，人杀吾子，贼不得。”弃其尸于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贼处。贼窘自归，具以实告解。解曰：“公杀之固当，吾儿不值。”遂去其贼，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诸公闻之，皆多解之义，益附焉。
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独箕倨视之，解遣人问其名姓。客欲杀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见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阴属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践更时脱之。”每至践更，数过，吏弗求。怪之，问其故，乃解使脱之。箕踞者乃肉袒谢罪。少年闻之，愈益慕解之行。
雒阳人有相仇者，邑中贤豪居间者以十数，终不听。客乃见郭解。郭夜见仇家，仇家曲听解。解乃谓仇家曰：“吾闻洛阳诸公在此间。多不听者。今子幸而听解，解奈何乃从他县夺人邑中贤大夫权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无用待我，待吾去，令淮阳豪居其间，乃听之。”
解执恭敬，不敢乘车入其县廷。之房郡国，为人请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厌其意，然后乃敢尝酒食。诸公以故严重之，争为用。邑中少年及旁近县贤豪，夜半过门常十余车，请得解客舍养之。
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贫，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卫将军为言“郭解家贫不中徙。”上曰：“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解家遂徙，诸公送者出千余万。轵人杨季主子为县掾，举徙解。解兄子断杨掾头。由此，杨氏与郭氏为仇。
解入关，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其声，争交欢解。解为人短小，不饮酒，出未尝有骑。已又杀杨季主。杨季主家上书，人又杀之阙下。上闻，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阳，身至临晋。临晋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关。籍少公已出解，解转入太原，所过辄告主人家。吏逐之，迹至籍少公。少公自杀，口绝。久之，乃得解。穷活所犯，为解所杀，皆在赦前。轵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誉郭解。生曰：“郭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解客闻，杀此生，断其舌。吏以此责解，解实不知杀者。杀者亦竟绝，莫知为谁。吏奏解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议曰：“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遂族郭解翁伯。
这段文字有声有色地记录了游侠郭解的音容笑貌和行动、语言，既有故事，又有情节，武侠人物也贯串其间。司马迁运用优美通俗的文字，栩栩如生地叙写了郭解一生的主要事迹。从表面上看，似是一则完整的武侠小说。然而，这里迻录的部分，出自《史记·游侠列传》。《史记》一书被历代学者公认为是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其《列传》部分，包括《游侠列传》在内，都是一种历史著作。司马迁在这里所记录的一切，都是历史上郭解的真实事迹。尽管他在叙写这一切时，运用了相当优美生动的文字，也无法否定它本为历史学著作的原貌。即以《游侠列传》来说吧，它作为《史记》的一百二十四卷、《列传》之六十四而呈现在世人面前。全部《游侠列传》的文字中，除了上引“郭解事迹”以外，还有游侠朱家和剧孟的事迹，关于他们的篇幅还要短小。而在这三人的事迹前，还有司马迁的大段文字。他从引述韩非的“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开始，阐发了自己的游侠观。其中说：“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他是为了论证这一观点，而紧接上文叙写朱家、剧孟和郭解之事迹的。在郭解事迹之后，司马迁又紧接着记录了当时关中“为侠者极众”的事实，并一一列举其名，是“长安樊仲子，槐里赵王孙，长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卤公孺，临淮儿长卿，东阳田君孺，虽为侠而逡逡有退让君子之风。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诸杜，南道仇景，东道赵他、羽公子，南阳赵调之徒，此盗跖居民间耳，曷足道者！此乃乡者朱家之羞也”，这里说得非常明白，皆是为了证明“乡者朱家之羞”而写。尤其是在《游侠列传》的结尾，司马迁特地加了一节“太史公曰”，专评郭解说：“吾视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然天下无贤与不肖，知与不知，皆慕其声，言侠者皆引以为名。谚曰：‘人貌荣名，岂有既乎！’於戏，惜哉！”[4]所有这一切都足以证明了一个事实，上引“郭解事迹”，虽然貌似一则独立的武侠小说。其实不然。它是一则历史人物的真实生平传记，乃作者为论证其游侠观而列举的一个典型例证。尽管司马迁笔下的这一武侠人物，具有游侠的相貌、言行和故事。如若把它视作我国武侠小说的发端之作，无疑是一种不应有的误读。
在崇信“两汉说”的学者中，还有人以司马迁的《刺客列传》为证，以支持他们的观点。和《游侠列传》一样，《史记》中的《刺客列传》也称不上是武侠小说。尽管后世有不少作家从中撷取过创作的素材，把其中的几个故事改编成一则则脍炙人口的武侠小说，但《刺客列传》本身却只能说是中国武侠小说创作题材的“母本”，而非文学意义上的武侠小说。这一点也是需要在此辨明的。
还有不少学者在提到“两汉说”时，把“越女试剑”的故事作为例证，认为它是一则真正的武侠小说。它见于《吴越春秋》的《勾践阴谋外传第九》。《吴越春秋》一书也被大多数学者看作是一部史学著作。在今存之数万字的篇幅中，区区三百余字，只能作为作者叙写史实时的一个小插曲而已。仅以《勾践阴谋外传第九》来说，全篇就有七千余字，《越女试剑》也只是其中小小的二十分之一，不要说独立于全篇，就是说它独立于《勾践阴谋外传第九》，也很难自圆其说。我们又怎能把它称为是中国武侠小说的发端之作呢？
关于“六朝说”和“唐代说”，也是站不住脚的。正如崔奉源先生所说：“其时，已有很标准的武侠小说。”
那么，我国武侠小说的发端究竟在何时呢？
我的回答是：东汉末年。其代表性的武侠小说是《燕丹子》。
《燕丹子》诞生的历史背景
我们之所以认定武侠小说的发端是东汉末年，是因为那个时代诞生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武侠小说《燕丹子》。
关于《燕丹子》的成书年代是东汉末年，这一点上文已作过说明。此处不再赘述。
下面着重说明《燕丹子》诞生的历史背景。
历史是一条悠远辽阔的大河，唯有时光会磨灭她的鲜艳的色彩，但也绝不能阻挡她的奔腾向前的根本方向。我国的小说和武侠各自从悠远的历史年头走来，相互交汇融合在东汉末年，其结合体和标志性的文学作品则是《燕丹子》。
在《燕丹子》之前，我国小说的萌芽已露端倪。先秦时代，它还是市井闾里间的“丛残小语”。可是到了汉代，它已冲破厚实的土壤，长出了一片嫩绿的幼苗。《汉书·艺文志》的著录以及鲁迅先生的《小说旧闻钞》一书中辑录的不少作品，则是她生机盎然的证明。如东方朔的《神异经》、《十洲记》，刘向的《列仙传》、郭宪的《洞冥记》等小说都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虽说其中有的是“旧题”和托名之作，但从作品的具体内容来看，还应把它们视为是汉代小说。
在《史记》、《汉书》等文学性较强的历史著作影响下，汉代模仿其中的《列传》等人物传记而创作的、以摹写历史人物事迹为主的小说应运而生。比较著名的有伶玄的《赵飞燕外传》和班固的《汉武帝内传》等。这类小说所写，虽然都是著名历史人物的事迹，但其内容除了来自于历史的真实外，还揉杂进了民间流播的各种传说故事。作者在题目上分别标明是“外传”和“内传”之类，就是为了表示和真实的历史人物传记的区别。如班固所撰《汉书》第六卷之《帝纪》六，是有关汉武帝刘彻的历史传记，主要记述他建功立业治国平天下的史实，而同样题作班固撰写的《汉武帝内传》，却把这些史实撇过一边，另辟蹊径，主要叙写了西王母和汉武帝的相会之事。作品描写了七月七日两更夜后，西王母降临汉武帝宫殿，两人同食仙桃，并饮酒数巡，“王母乃命诸侍女王子登弹八琅之璈，又命侍女董双成吹云和之笙，又命侍女石公子击昆庭之钟，又命侍女许飞琼鼓震灵之簧，侍女阮凌华拊五灵之石，侍女范成君击洞庭之磬，侍女段安香作九天之钧。于是众声澈朗，灵音骇空。又命侍女安法婴歌《玄灵之曲》”等等。这类内容，主要来自民间的丰富想象，况且作者在描写时，采用华丽的文辞和赋体文学排比、对偶等各种夸张的艺术手法，呈现出比史书更引人注目的艺术成分，把汉代小说的创作推向前进。
这些都可说明：小说在汉代已经萌生。这是武侠小说得以发端的文学土壤。
武侠小说的发端，也离不开任侠之风在全社会的普遍流行。而这种任侠的社会氛围，在汉代已是前所未有的浓烈。
和汉代开国皇帝相争江山的“西楚霸王”项羽，就是一个充满任侠之气的悲剧英雄。他在乌江岸边演出的那幕人生之剧，不知曾震撼过多少人的心灵，一声“力拔山兮气盖世”，把这位失败者的豪雄和无奈又表现得何等淋漓尽致。
项羽的部下有位将军，叫季布，一生“为气任侠”，在楚汉对峙中，率部攻城掠地，几次打败汉军。刘邦对他恨之入骨，在项羽死后，曾以当时最高的悬赏——一千斤黄金——捕捉季布，并且昭示全国，谁要是藏匿了季布，就要满门抄斩，一个不留。季布闻讯后，东躲西藏，最后来到鲁地的一位朋友朱家的家中避难。朱家是个任侠之人，毫不犹豫地收留了他，并且甘愿冒着生命危险，来到洛阳，请刘邦少年时的好友夏侯婴出面去“打通关节”，替季布说情。刘邦被朱家恳切的言辞所打动，终于下令赦免季布。
这是见于史书记载的汉代任侠者的故事之一。类似于朱家这样的豪士，在汉代社会真是数不胜数。动荡的岁月，为任侠之士创造了用武的机遇。据彭卫《古道侠风》一书的附表一，[5]乃主要根据《史记》、《汉书》和《后汉书》的记载，作了一个不很完全的统计，可知活跃于汉代社会中有名有姓的游侠就有一百四十余人。他们之中，既有贵族，又有平头百姓，尤其是在群雄争战的年头，他们更是驰骋于各地，如鱼得水，一展人生，大多建立了丰功伟绩，所以人们对游侠们充满了仰慕之情。无论是市井细民，还是政府官员，或者是文人墨客和商贾豪门，都对游侠十分同情、信任和爱戴，甚至抱有一种近乎崇拜的心态。
正是在这种社会氛围中，司马迁在《史记》中专立《游侠列传》，为游侠树碑立传，并且他把游侠分为“卿相之侠”和“匹夫之侠”，虽然没有对此作深入的说明，也没有具体指明历史上或者当时现实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游侠之士的归类，但这种分类对后世武侠小说的发展甚有裨益。
这是武侠小说能够在东汉末年诞生的重要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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