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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看《游侠列传》中的这段话：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和韩非相比，司马迁在对游侠的看法上，和他有着天壤之别。从上引的话来看，司马迁对游侠的肯定主要还是着眼于他们的品行规范方面的。这种品行规范大体上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讲求信义。这是游侠最基本的道德品质。“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正是游侠为人称赏的主要之处；
（二）轻财好施。这是游侠人格魅力的基本要求。他们绝不为财伤生，或者爱财如命，拒绝赚取那些不义之财；
（三）扶危救难。这是游侠牢记心头的重要准则。他们劫富济贫，仗义疏财，助人为乐而又爱憎分明，绝不屈服于黑暗的邪恶势力；
（四）广交朋友。这是游侠进行人际交往的重要方式。他们以义为本，忠于朋友，可以为弱者两肋插刀而不皱一下眉头，信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原则，崇从“出门靠朋友”的江湖信条；
（五）悍勇无比。这是游侠安身立命的重要条件。他们武艺高强，以力取胜。一切任侠行动离开了它，就只能是嘴上说兵，枉费心机。
诚然，这几种品行规范，又是相互渗透，互相融通的。自司马迁的《游侠列传》问世后，游侠的品行规范已有了基本的标准，并且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步定型。人们在衡量游侠的所作所为时，在心中也有了一杆“标尺”。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虽然对游侠作了基本的肯定，但也并不是无原则的一味赞扬。“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这劈头一句，如实地反映了司马迁的真实思想。身在封建社会中的他，虽然接受了黄、老之学，但传统儒家的思想也在左右着他的世界观。他认为，游侠是在封建社会中滋生的特殊人群，他们的行为，常常要“不轨于正义”。也就是说，司马迁对游侠的行为，并非是一切都很赞成的。这正体现了一个正直的历史学家的良知。他遵循写史须“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的基本原则，运用历史观点力图把游侠的直实面目呈现在世人面前。诚然，在专制政治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对“不轨于正义”的行为，是否一定是“恶”，对其应作何种评价，本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司马迁对游侠的这一看法是否正确，也还可以再作深入的讨论。目前有若干著作往往不注意这一点，廉价地送给司马迁许多溢美之辞。我认为，这也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严肃的学者对此应当审慎对待之。
从《游侠列传》中的这段话来看，司马迁主要是从游侠的个人品行和人格的角度来赞美他们的美好品德。虽然只有寥寥几句，但也活现了古代游侠身上的基本精神。后世的文学家们，也大多根据这些品行准则，来创造各种各样的武侠人物，而读者对武侠小说中人物艺术形象的评判，也大多依据这一标准来定夺优劣。
司马迁为何能独出机杼、从个人的品行和人格方面来界说游侠的定义呢？下面的一段同样引自《游侠列传》的话，也许可以揭示这一谜底：“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这最后的一句话曾被大多数的学人所忽略。其实不应该。我们仔细探究之后就可发现，司马迁在此特别强调了“人”，而这一个“人”字，却是统治者十分忌讳的。在专制政治下，谁会把你当一个“人”来看待呢？如果我们联系司马迁的身世和“遭李陵之难，交游莫救、身受法困”的艰难处境来看，其答案亦不言自明。他认为，茫茫宇宙中，人是第一个最可宝贵的。所以，人格不能被侮辱，人的尊严不能被践踏，人的权利不能被剥夺，人的生命更不能被残杀。这种对“人”的认识，渗透在司马迁的人生历程中。而现实的社会环境和他的理想王国之反差，却是如此地强烈，“故感游侠之义，其辞多激。”董份的这一看法，真是一针见血。我们读司马迁的《游侠列传》，须用心灵去读，才能真正触摸到作者的生命之脉搏。
这种比较成熟的武侠理论的探讨，为武侠小说在东汉末年的兴起起到了直接的催生作用。
正是在上述各种因素的合力之下，于东汉末年诞生了我国第一部武侠小说《燕丹子》。它的诞生，揭开了中国武侠小说发展的新篇章。
《燕丹子》：我国最早的武侠小说
《燕丹子》全篇所叙，乃是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其内容梗概略谓：燕太子丹入秦为质，因秦王无礼，设法归燕后，罗致勇士，似期报复。其傅麴武劝阻无效，只得荐田光于丹。太子厚待田光。田光因自己已年迈，无法效力，又转荐荆轲，荆轲得太子丹三年的极度优厚礼遇，决心入秦为其谋刺秦王，以死相报。太子丹于易水为荆轲及其副手武阳送行。荆轲临行前，高歌一曲云：“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高渐离击筑，宋意和之。其时，“为壮声则怒发冲冠，为哀声则士皆流涕。”入秦后，荆轲以秦之仇人樊於期的首级与燕督亢地图作进身之阶，获得秦王信任。于是，他借献图之机，“左手把秦王袖，右手嚬其胸”，拟杀秦王。后来误中对方缓兵之计，反受其害。临死，“荆轲倚柱而笑，箕踞而骂，曰：“吾坐轻易，为竖子所欺，燕国之不报，我事之不立哉！”[6]
《燕丹子》叙述的“荆轲刺秦”的故事，在历史上实有其事，它发生在先秦时代。这样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政权刚建立不久之时，广大民众中对此有着巨大的新鲜感，所以在秦汉时期的社会上流传很广。今存的汉代石刻中就有“荆轲刺秦”的画像。而司马迁的《史记》之《刺客列传》也把这件事记录在案，并说：“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又言荆轲伤秦王，皆非也。”[7]其后，刘向《列士传》、邹阳《狱中上书自明》、王充《论衡》、应邵《风俗演义》等书中都有荆轲刺秦故事的记载。特别是应邵，生活于东汉末年。他撰写的《风俗演义》一书，其辑录的故事大多由民间搜集而来，其中也有流播于世的荆轲刺秦故事。他把这则故事作了绘声绘色的描绘后，还对它加以直接的评论说：“丹畏死逃归耳，自为其父所戮，手足圯绝，安在其能使雨粟其余云云乎？原其所以有兹语者，丹实好士，无所爱吝也，故闾阎小论饬成之耳。”[8]这里明说它来源于“闾阎小论”，也即市井坊间的“丛残小语”，可知它在成书时，已经过相当时间的街谈巷语的流播。在这一过程中，必然会有“道听途说者”的编造、附会，并进行各种艺术加工，使这则故事的内容不断充实和丰富，情节也更加曲折、生动，其至故事中的主要人物荆轲也摇身一变而成了燕丹子。因此，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小说《燕丹子》，实际上是一则长期流传于民间，并经过艺人加工改编后写定的文学作品。诚如明人胡应麟所说：“其文彩诚有足观，而词气颇与东京类，盖汉末文士，因太史《庆卿传》，增益怪诞为此书。”[9]
今存《燕丹子》，为上、中、下三卷本，完全符合上文我们所说的衡定武侠小说的四条标准。全篇首尾完整，不依附于任何史书，是一则独立的武侠小说。其中有着较多的艺术虚构的成分，和真实的历史保持了相当的距离。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我们有必要将《燕丹子》和《史记·刺客列传》所叙之荆轲刺秦的本事作一仔细的比较，两者虽有不少相同之处，但在具体的艺术描写中，它们也有着很大的不同。对此，曹亦冰先生撰写的《侠义公案小说》一书已说得非常清楚。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叙述手法上，《史记》采用人物传记的写法，文章一开头，介绍刺客荆轲的姓名、籍贯、生平、爱好以及活动简况等；而《燕丹子》则采用小说的手法，故事一开头就开门见山，抛出矛盾的焦点，拉开燕丹子和秦王之间的斗争序幕。
（二）故事情节增加了十多处，如燕太子丹质秦归燕之事。《史记》只是一笔写过，而《燕丹子》在此增加了三个情节。一是燕丹子的求归遭到了秦王的无理阻挠；二是秦王在燕丹子的归路上故意设卡；三是客观上的障碍“关门未开”，他只得装作鸡鸣，“众鸡皆鸣，遂得逃归”。又如荆轲在田光的举荐下去见燕丹子，较之《史记》，小说增加了两个情节：一是“太子自御，虚左，轲援绥不让”，二是燕子丹“置酒请轲”，“太子起为寿”，并由燕国卿士夏扶以“乡曲之誉”为题激诘荆轲等等。再如，燕子丹厚遇荆轲之事，《史记》写得十分笼统，而《燕丹子》却写得十分详细、具体，增加了黄金投蛙、杀马进肝，断美人手等细节，大大增强了作品的文学性、故事性和趣味性。最后一节“图穷匕首见”，叙写荆轲与秦王展开正面搏斗，是全篇的关键情节，《史记》采用通常纪传体编写之现场记实的手法，而《燕丹子》则采用了文学创作的手法，按照作者的主观愿望去安排情节。例如，他让荆轲劫持住了秦王，并加以责数，以让读者得到如愿以偿的审美愉悦等等。
（三）增加了作品的浪漫色彩和具体描写的成分。如“乌即白头，马生角”，这在现实生活中是永远不可能出现的现象，而小说作者却把它当作理想写入作品，以帮助太子丹实现回归燕国的梦想。再如秦王接见燕使的场面，《史记》写得十分简略而平淡，而燕丹子则写得十分隆重、宏大，这有利于塑造荆轲和秦武阳的艺术形象。
（四）调整了情节的前后顺序，并对人物对话的内容也有所改变，使其适合小说的创作特点。如《史记》写燕丹子见到荆轲后，就迫不及待地向他分析了形势，并提出以武力胁迫秦王的计划，然后笼统地写了燕丹子厚遇荆轲的话；而《燕丹子》则不是这样，写两人相见后，燕丹子先设宴为荆轲接风洗尘祝寿，再具体写他厚遇荆轲，然后写荆轲备受感动，决心要为燕丹子“当犬马之用”，然后再写燕丹子分析秦强燕弱的形势，并提出具体的行刺计划。这种写法，不仅使作品的文学色彩加浓了，而且也揭示了“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精神，更加符合侠客义士的性格特征。
我完全同意曹先生的这些看法，之所以在这里如此不厌其烦地将《史记》之《刺客列传》和《燕丹子》作比，其意当然不在评判两者的高下优劣，事实上，历史著作和文学作品各自有不同的写作之路。《史记》为《燕丹子》提供了很好的创作素材，而武侠小说《燕丹子》的创作则是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把它提炼、加工，运用各种艺术手法，经过反复的锤炼后完成的。归根结底，我们只是想证明：《燕丹子》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武侠小说。
《燕丹子》最为人称道的是它为我们塑造了先秦时代的游侠群像。
从这篇小说的具体描写来看，贯串全篇的中心人物无疑是燕丹子。小说从他“质于秦”的逆境生涯开始，写他不甘忍受屈辱而逃归燕国，并发誓要报仇雪恨，乃至寻觅刺客对秦王行刺，最终由田光引出荆轲，两人从会面到相识相知，以至授以重任，最后不幸失败的全过程。在作者的笔下，燕丹子是一个颇具正义感的少年英雄。为了雪耻，并实现灭秦的宏愿，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只能实行“行刺”的极端手段，四处网罗能担此重任的游侠，从田光到荆轲，他都给予了优厚的礼遇。然而，他又是一个心胸偏狭，急于求成的青年统治者，血气方刚，不善忍耐，又较少心计。为了复仇，这类性格的弱点被他的礼贤下士、谦虚求士所替代了。小说较好地展现了燕丹子求贤若渴的任侠形象。他在逃归燕国后，先问计于麴武，得到了田光。小说描写他见到田光时，“侧阶面迎，迎而再拜”，并安排他居以上馆，“三时进食，存问不绝，如是三月。”也正因此番盛意感动了田光，由他荐举，把荆轲推上了前台。燕丹子把荆轲奉为上卿，两人会面时，益发谦恭有礼。为了博其欢心，拼命迎合他的意志，不惜采用黄金投蛙、杀马进肝、断手盛盘等各种手段，以示厚爱。出现在我们视野中的燕丹子，完全是一个真实生动的“卿相之侠”的艺术形象。
作为“刺秦”事件的直接当事人荆轲，是《燕丹子》主要描写的武侠英雄。在他身上，集中着作者的人生理想。荆轲出场前，小说用了大量的篇幅，对他作了充分的渲染。他虽然是个威武的勇士，遵奉着“士为知己者死”的人生准则，但他很有头脑，决不会鲁莽从事，在激烈的诸侯争战中，学会了理性处事。在没有深入了解燕丹子的诚意和真正目的时，荆轲并不轻易答应他的要求，表现出可贵的成熟和智慧。直到燕丹子降尊纡贵，亲自为他驾车，并陪同出游和“置酒高会”，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用实际行动表明诚意。经过三年的多方面考察，荆轲看出了燕丹子是值得为之赴汤蹈火的人，才决定为其“当犬马之用”，入虎狼之国去行刺秦王。尽管“刺秦”没有成功，荆轲也碎身于秦王殿上，但这位武侠英雄的壮举，至今还一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燕丹子》功不可没。
此外，小说中的田光和樊於期，也都是响当当的武侠英雄。他们为了使刺秦事件成功，甚至不惜主动捐献自己宝贵的生命。
在小说中的这些艺术形象身上，作者着墨不多，有的只是寥寥数语，但透过这些热情洋溢的文字，一个又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武侠英雄来到了人们面前。
为了凸现荆轲这位武侠英雄的豪气，《燕丹子》的作者比较重视场面的描写和气氛的烘托。如下一节可为佐证：
荆轲入秦，不择日而发。太子与知谋者，皆素衣冠，送之于易水之上。荆轲起为寿，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高渐离击筑，宋意和之。为壮声则发怒冲冠，为哀声则士皆流涕。二人皆升车，终已不顾也。二子行过，夏扶当车前刎颈以送二子。
这就是很著名的“易水送别”，作者用传神之笔，把它描摹得如在目前，读着它，人们完全能切实地感受到当时多么悲壮的场面和气氛啊！“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不知曾震撼着多少读者的心灵。荆轲则“起为寿”，高唱着悲歌一曲，而“高渐离击筑，宋意和之”的送别场面以及两人“终已不顾”以及夏扶“刎颈”相送的情景，历历在目，无不令人热泪盈眶。
在展现荆轲“刺秦”时的沉稳、机智和忠勇的过程中，作者还用了对比的艺术手法，使主人公的艺术形象更显高大，小说描写荆轲和武阳带着樊於期的首级和燕国的地图来到秦王殿前，秦王中计，眼看“刺秦”大计就要成功，作者突然笔锋陡转：“武阳大恐，两足不能相过，面如死灰色。”这一反常表现，使得“秦王怪之”，引起他的警觉。而荆轲面对这突然变故，非常镇定、沉着，没有丝毫的惊慌失措，相反，他机智地用言语为秦武阳作了掩饰。直至“图穷而匕首出”，他和秦王在大殿上作殊死搏斗：
轲左手把秦王袖，右手揕其胸，数之曰：“足下负燕日久，贪暴海内，不知厌足，於期无罪而夷其族，轲将海内报仇，今燕王母病，与轲促期。从吾计则生，不从则死。”……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在此千钧一发之际，荆轲还一一数斥秦王的罪恶。这和武阳的“大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荆轲临危不惧的大智大勇也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小说在艺术上的成功，使《燕丹子》赢得了“古今小说杂传之祖”[11]的美誉。
《燕丹子》的问世，对后来的小说创作影响很大。
中国武侠小说创作的题材，大多离不开历史上著名的事件和人物作大背景，这一点，在今天饮誉华人世界的新派武侠小说的创作中，也能看到它的影响。武侠和历史的结合，《燕丹子》开创的这条艺术道路，正日益焕发出强大的艺术生命力。不过，各种著名的历史事件只是为武侠人物的施展拳脚提供了表演的舞台，而艺术的虚构却令人眼花缭乱，引导着读者进入一个个神秘的武侠王国。追根溯源，其和《燕丹子》有着各种自然的“血缘”关系。
《燕丹子》在思想上也有着崇群体、抑个体的鲜明时代特征。为了成就“刺秦”的事业，田光可以不惜捐躯，“吞舌而死”。临终，他对荆轲说：“盖闻士不为人所疑，太子送光之时，言：‘此国事，愿勿泄。’此疑光也。是疑而生于世，光所羞也。”仅仅是因为太子丹的一句话，就献出个人宝贵的生命，似乎太不值得。这表明，在《燕丹子》产生的年代，人的个体的生命意识还很薄弱，或者说，在那时人们非常重视群体的利益，为了打消燕太子的忧虑，减少“刺秦”大事的泄密可能，田光毅然慷慨捐躯。另一武侠英雄樊於期也是如此。他是秦王的仇人，荆轲在作“刺秦”的准备时，为了能取得秦王的信任，就前去劝说樊於期说：“今愿得将军之首，与燕督亢地图，进之，秦王必喜，喜必见轲。轲因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数以负燕之罪，责以将军之仇，而燕国见陵雪，将军积忿之怒除矣。”在荆轲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劝说下，樊於期“扼腕执刀曰：‘是於期日夜所欲，而今闻命矣’。于是自刎，头垂背后，两目不瞑。”他奉献了自己的头颅。又一条鲜活的生命牺牲在“刺秦”的事业中。且不说直接担负“刺秦”重任的武阳和荆轲，仅田光和樊於期两人而言，在小说中是作为正面人物被多次颂扬的，他们的壮举，也获得了作者的倾心赞扬。
这说明：在那时社会的主流思想中，有不少人认为，人的生命虽然是很重要的，但只有国家或群体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两者相比之下，个人的生命显得无足轻重。为了实现国家或群体的利益，个人应该无条件地奉献宝贵的生命。在个人意识尚未觉醒的时代，这诚然是合情合理的。不过，时代的悲剧也由此而产生。
【参考文献】
[1][2][3] 《庄子集解》，见《诸子集成》影印本，上海书店，1991年10月版，第203-205页.
[4] 以上引文均见司马迁《史记》，甘肃民族出版社，1998年3月版，第726-727页.
[5] 彭卫.《古道侠风》，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239页.
[6][8] 这里关于《燕丹子》的内容概述，参见王枝忠《汉魏六朝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35页.
[7] 司马迁.《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页.
[9][11]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转引自《中国历代小说辞典》第一卷，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5月版，第7、9页.
[10] 参见曹亦冰.《侠义公案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3-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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