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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何处去——当代文学研究的现状与未来(2)

2015-03-06 01:22
导读:1999年,应该是当代文学史写作的丰年。除了洪子诚的著作之外,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的杨匡汉,孟繁华主编的《共和国文学50年》,张炯主编的《

1999年,应该是当代文学史写作的丰年。除了洪子诚的著作之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杨匡汉,孟繁华主编的《共和国文学50年》,张炯主编的《新中国文学50年》,复旦大学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等,也几乎同时出版。这些文学史著作从整体上提高了当代文学学科的水平,而且当代文学能否写史的争论也因此而终结。

但是,作为一个学科来说,它面临的挑战仍是无可回避的。问题之一是当代文学完备史料的难以建立。一个成熟的学科必须具有相对完备稳定的史料积累,通过长期的识别,梳理以及分类,建立起学科的历史范畴和知识体系。没有这样的积累,学科的规定性就无以建立。

但是,当代文学所面临的问题,一方面是客观上尚不能充分提供的困难,也就是说,与当代文学相关的一些材料由于时间和其他原因,解秘的条件尚不具备,有些材料是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人无能为力的。

另一方面,对现有的材料也缺乏细致的梳理和整理。目前出版的史料编撰,不仅数量稀少,而且也较为简单。当代文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尚未得到反映。各种文体作品的编辑,虽然种类不少,但重复太多,思路相似。更多的边缘性的,长期得不到研究的作家作品,仍然处于被悬置的状态。于此相关的,是各种文体史研究的薄弱。当代小说史,散文史,批评史,戏剧史的研究还没有形成规模。思潮史的研究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朱寨主编过一部之外,至今尚无新著问世。

因此,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虽然初具规模,但仍然任重道远。

根据上述分析,在未来10年之内的时间里,当代文学的史料建设和文体史的研究将会得到极大的重视,并将进一步促进文学史写作的提高和学科建设的发展。

前沿批评的问题

当代文学研究除了文学史的研究之外,大量的研究体现在对当下文学现状的分析评价以及对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的重新认识和再评价之中。过去的20年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并为文学史的写作积累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和材料。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进入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批评正面临着令人忧虑的危机。谢冕认为:“当前的文学批评正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挤压。这些挤压构成了文学批评的生存危机。危机首先来自文学批评对于自身的取消。这种取消是致命的:

第一是取消了‘文学’,第二是取消了‘批评’。批评的文学性正受到有意无意的伤害,文学被泛化了,泛化成无边无际的‘文化’或是别的什么。作品中的文学性被冷淡,一些批评家的眼里根本没有文本,或者是即使看到了文本,那也只是利用它来说自己的话。最终是导致对文学审美性的消解。”谢冕的这一担忧,事实上是对9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的普泛化而言的。文化研究是滥觞于欧洲,兴盛于美国的一种研究方法。最初的时候,它着重研究和发现边缘的文化现象,研究那些受到压抑和忽视的文化现象。后来它演变成了一种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在我们当前所说的文化研究里,‘文化’这一术语变成了生活经验结构与认识社会变化的一种新的联系方式,变成了一种可以同时讨论两者的话语,它为个人感情结构,社会感情结构,以及不断变化的社会机制提供了一种新的洞察。”

事实上文化研究至今也没有一个共识的界定。就以上王逢振的解释来说,这一研究方法也与传统的审美批评相去甚远。可以肯定的是,文化研究拓展了批评思路和视野,它把文学置于社会生活的整体结构中作出阐释,对为什么会产生某种文学作品能够作出有力的分析。但是,文学作为一种审美对象,在文化研究的视野里并没有得到阐释。

因此,谢冕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

与文化研究相关的问题是,文学批评正在丧失言说真实体会的能力。也就是说,批评家面对一个批评对象的时候,并非不想说出真实的体会,而是他的理论淹没了对作品的感受,对理论的解释成了批评本身。这也是批评在这些年里不断遭到指责的原因之一。特别在学院批评家那里,这一问题已经相当普遍。学院批评在中国兴起于90年代初期,在当时,它的提出有极大的风险性。它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经院哲学”,联想到烦琐无聊的议论。但在当代中国,这一批评观念的提出,不仅赋予了文学批评新的涵义,同时也隐含了某种意义上的战斗和反抗。它是对庸俗社会学批评,对文学批评政治化的来自学院的另一种声音。这一批评观念的提出极大地改变了当代文学批评的方式和格局,文学批评的学术性得到了空前的强化,有效地抵制了“非批评”的侵入。但是,“学院批评”在其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伴随而来的也有误入歧途的危险。来自于西方的丰富的理论资源,在尚未来得及消化的同时,便急切地应用于当代中国批评实践,批评的对象常常成为理论的佐证,而对具体的文学作品,在失去阅读耐心的同时,自然也失去了说出真实体会的能力。批评被理论支配的现象已相当普遍。而且,新的学院式的“八股”文体琥越演越烈,僵硬的、模式化的文风使这个本应充满了生气的学科被书写得陈旧而衰老。在今天,学院批评纠正由学院体制造成的文体、文风制度,已是一件迫切的事情。这一问题得不到解决,批评的“信誉危机”就不能缓解。

文学批评面临挑战的另一个表现,是商业化的冲击。进入90年代以来,批评越来越“甜蜜”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这种“甜蜜“并非是作家作品值得赞美。它背后隐含的是批评对商业的屈服。批评变成了炒作,商业利益极大地改变了批评原有的本质。甚至可以这样说,在当代文学批评史上,还没有哪种力量像商业利益这样强有力地改变了批评的价值取向。因此,一方面是严肃的,纯正的批评在当前的严重缺失,一方面,稀缺的批评正在淹没于市声的汪洋大海之中。

即便如此,严肃的批评家依然存在。他们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着批评家的职守,探索着批评的多样性和可能性。北京大学谢冕领导的“批评家周末”,中国作家协会创研室,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室,华东师大中文系,复旦大学中文系,以及团结在《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南方文坛》、《小说评论》、《诗探索》等刊物的研究群体,在吸纳新方法的基础上,仍然坚持审美批评;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代室,首都师大中文系等,以文化研究的方法介入了更为广阔的批评领域。

他们对大众文化、城市文化、性文化、影视文化、校园文化甚至广告等文化现象所作的研究引起了广泛的瞩目。因此他们也成了不同批评形态的代表性群体。

在未来的几年时间里,可以肯定的是,审美批评将得到强化,文化研究将以更为强劲的势头得到发展,与当代文学相关的跨学科研究,也将会成为一种潮流而受到普遍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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