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何处去——当代文学研究的现状与未来

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学在学科建设，前沿批评，史料发掘，更新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不仅极大地改变了当代文学在各学科中的地位和影响，使其成为近20年来的一门显学，同时，当代文学研究也引起了国际汉学界的广泛关注。但是，当新的世纪已经来临的时刻，当我们有可能平静理智地审视当代文学这一学科的时候，更为重要的也许不是陶醉于以往的成就，重要的是面对当代文学研究的挑战，如何给予正确的认识，并作出应有的检讨与回应。同时，也应看到挑战中出现的机遇，以及如何抓住这种机遇。

无可否认，自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学研究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它基本上改变了以主流形式出现的“批判”和破坏状态，那种教条僵死的模式得以彻底的摒弃，它在吸纳多种研究方法的同时，也逐渐恢复了文学研究的纯正性。它开始拥有了一个正常的新开端。正常的研究风气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也参与或推动了当代中国的开放与改革。

特别是在80年代，当代文学研究举荐和鼓吹的文学倾向，帮助或营建了活跃的充满勃勃生机的时代环境。80年代虽然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它的整体取向可能更接近这一学科应该呈现的面貌。

进入9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似乎拥有了更多的理论资源，其研究对象似乎也日益丰富起来，这对学科的发展本应带来更为可观和令人鼓舞的前景。然而，令人忧虑的是，这一学科正在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挤压，这些挤压构成了对当代文学研究的挑战。但总体来说，挑战也带来了重构与整合的可能和希望。

初具规模的学科建设

当代文学是发展中的学科，也是充满了风险的学科。它的不确定性是制约学科发展的不可改变的因素，也是同其他历史性的学科最大的差异。因此，当代文学研究更应该具有强烈的学科建设意识。这一意识包括当代文学的知识性建构、基本概念的清理与界定，基本史料的整理与识别、重要作家作品的学术化研究等等。就学科目前发展建设而言，已经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同时存在的情况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一种惯性的受制于流行思想制约的研究仍然大量存在，每年发表的大量论文著作，关系学科建设的具有学术价值的思想并不很多。

更多的学者都拥挤于批评前沿，对学科整体的把握还缺乏必要的意识和认识。在80年代，学者还有能力提出诸如“20世纪中国文学”，“重写文学史”这样的命题。90年代类似的命题已经没有能力提出。

当代文学史是代表这一学科整体水平的标志性的研究。它不仅为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框架性的结构，制定学科的规定性和规范性，同时，它更以知识的形式在大学教育中产生巨大的影响。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大概从1959年即共和国诞生10周年时就已经开始。80年代至今，先后出版的当代文学史著作已有数10部。但是，从50年代末至今，由于受到当代文学性质，苏联写作模式以及传统文学史写作范式的影响，当代文学史形成了长期自觉遵循并难以突破的写作制度。这一制度的具体表现是，集体写作，教科书性质，以作家与现实关系排定位置为主要内容的结构方式进行的文学史写作。因此，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很难作为个人的研究成果来表达。在对“个人化”，“个人主义”

反复清理的过程中，当代文学史的集体写作成为别无选择的唯一形式。

当然，这个“集体”也不是某个特定的写作集体，而是指一种被放大了的意志和思想。作为教科书，其性质也决定了它必须体现国家意识形态的要求。当代文学史的这些外在的规约，也决定了它对当代作家评价的尺度。也就是说，对一个作家的评价，首先考虑的是他与现实的关系，而不是他的艺术成就。这一写作模型不仅来源于苏联，同时也是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一种仿写。应该说，古代文学史由于历史的反复筛选，以及评价尺度的相对单纯，以作家论作为基本内容是较为合理的，而且有断代史，文体史以及各种边缘性的研究作为补充，这一学科就显得充沛而丰富。当代文学史则不然，它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可能由于政策和路线的变化，而发生较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作家不断修改旧作也从一个方面体现了现实与文学构成的制约关系。因此，当代文学史从对古代文学史仿写的角度而言，也是失败的。

当代文学史研究水平发生较大变化，是1999年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出版。洪子诚长期执教于北京大学，可能由于教学的关系，他的研究几乎都与文学史有关。从80年代中期的《中国当代文学的艺术问题》、到后来的《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中国当代诗歌史》、《1956：百花齐放》等，都保持了他对当代文学史的一贯思考。

及至《中国当代文学概说》（香港青文书屋1997年版）的出版，应该说，洪子诚已经形成了他成熟的、个性独特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研究风格。在那本只有170页的著作中，他纲要性地揭示了当代中国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不止第一次以个人著作的形式实现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同时也突破了制度化的文学史写作模式。但由于是港版著作，它的影响力还仅限于有限的学者之内。但从已发表的评论中得到证实，洪子诚的研究引起了普遍的关注。他作为第一流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者的地位得以确立。

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史》延续了《中国当代文学概说》的思路，但比后者更丰富，更具学术视野和问题意识。他没有从传统的1949年10月或7月写起，而是从文学的“转折”写起，其中隐含的思路是：当代文学的发生并不起源于某个具体的社会历史事件，它的性质已经隐含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同的是，从具体的社会历史事件开始，它的合法性得到了合法性的确立，并形成了我们熟知的文学规范和环境。这样，他的叙述虽然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但他的视野显然延伸到了新文学的整体过程。而对“转折”的强调，则突出表现了洪子诚的学术眼光。或者说，过去作为潮流之一种的文学选择，是如何演变为唯一具有合法性或支配性的文学方向的。从而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要远比对具体的作家作品位置的排定重要得多。而对“问题”的揭示，才真正显示了文学史家的史识。他对“中心”作家文化性格，分歧性质，题材的分类和等级，非主流文学，激进文学的发生过程，“红色经典”的构造以及文学世界分裂的揭示等，是此前同类著作所不曾接触或比它们要更加深刻的。

当然，洪子诚对当代文学史的这种阐释和“结构”，与他对大量史料的梳理和把握有关。在这部当代文学史中他略去了大量不具有学术含量的材料，那些在同类著作反复述及的，耳熟能详的但又是“即时”性质的材料，被他有意“省略”了。而他着意钩沉和挖掘的，是潜隐于这些现象背后的支配性的要素。也就是说，是那些构成体制，制度或支配文学生产的思想性材料。文学生产的机制问题，是当代文学史最重要和值得研究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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