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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石褚晚年爱情的表现是打动不少老年观众的根本原因。由于经济驱动力的左右,传统道德、伦理观念及情感价值在当下社会中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人情淡薄,世风日下,年轻人可以消费时尚与感情,老一代人却没办法如此“潇洒”,生活的惯性让他们维系着旧轨道上面目全非的感情,一路磕磕绊绊走过来,心中的郁结是很难在偶像剧中卿卿我我、海誓山盟的爱情方式中获得排遣的。而《激情》中从两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心底流淌的掺杂着岁月苦涩的爱情老歌却足以叩响他们的心弦。石光荣的死而复生所带来的圆满结局又具有某种警示力量,在移情作用的影响下,人们会珍惜所拥有的一切,忘却烦恼、保持宽容。与此同时,人们也得以回避对历史的反思、对自身命运、性格的检视!这原本就不让人轻松并往往是徒劳无益的。
央视三套8月23日晚播出的《同一首歌:艺术人生》节目则将这一戏里戏外衔接了起来,并把人们的沉醉之情推向高潮。由此实现了这一通俗言情剧对社会心理、情感道德的教化与塑形功能,也再次印证了“电视剧与现实生活之间是互相渗透、互相混淆、互相模仿的”。电视剧如同我们当代的史诗,它通过审美意象、情感力量所传递的意识形态“支配着一个人或一个社会群体的精神”,也再现了“个体与其真实的生存状态的想像性关系”。一方面它可以让传统道德的内在凝聚力作用于观众,使人们沉醉在一个温馨、感人的白日梦中;另一方面,它又与对历史、社会、人性的深度思索保持应有的距离,恰如其分地完成它所充当的大众媒介的宣传娱乐使命。
三、生活细节真实生动与历史背景模糊虚幻
《激情》一剧的好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编导对原作梗概式副线索的大幅度改造与充实。电视剧对副线索的改动与主线索的删改如出一辙。这就是把人物性格、语言、动作及人物命运使劲向美好、浪漫的路子上拉。完全背离了原作的定位,如石林在对越前线死去,石晶则是一个泼辣狂野、性格暴烈的女人,石海则敏感病态。然而,在电视剧中添加的叙事段落中,叙事策略上存在着一个极明显的特征,这就是淡化历史背景,突出生活细节。以作品所展现的1947年(石光荣进城)到1984年(建国35周年大阅兵)37年这段历史来看,建国后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如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革、知青上山下乡、打倒“四人帮”、改革开放等都发生在这几十年间,人物命运与中国那段不寻常的历史自然无法割裂。然而在电视文本的修辞策略上,却明显有意回避了对历史与时代:国家与个人命运之间关系的观照。只把历史作为一个模糊的远影放置在人物活动的舞台深处,几乎找不到当代史上各个阶段文艺、影像对历史所进行的所谓宏大叙事。使人物命运的变化、人物之间的冲突也由此与历史时代产生了疏离感、断裂感。比如,表现石光荣石林之间的父子冲突,石林由最初的对抗、逆反心理到后来终于在部队中百炼成钢,最终理解了父亲的苦心。在此,作品回避了几个问题,其一是石光荣作为一名农民出身的部队干部,对知识、文化及其代表——知识分子有着先天的偏见,这在石光荣给战士们搞诗朗诵会上的发言不难看出。因此,他对儿子选择的压制不无这种因素,这是那个扭曲的年代相当普遍的一种观念。文革中文化的彻底失落都与这种对文化及知识分子的对立与偏见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这在新时期伊始的诸多作品中都有过众多的思考。但在这部作品中,却放弃了对此进行的审视,有意模糊了时代背景,仅仅将其处理为父子间在择业问题上的冲突;另外,以石林年龄的推算,他准备考大学刚好是在1965或1966年(文革后大学停止招生),石光荣反对儿子考大学,则更有可能包含了对当时时代政治的敏感,作品却也有意回避了对石光荣可能心态的洞察,而单方面强调他对军队生活的痴迷与热爱,这样就在把人物塑造推向鲜明个性化的同时,割裂了人物性格、行为与历史、时代之间的内在关联,也就失去了通过人物性格、行为折射历史、社会的时代蕴涵,造成了生活细节的真实与宏观情境的虚幻之间极大的反差,使人物的审美价值与认识价值处于某种不平衡的态势中。
父与子的冲突与对抗,是贯穿在电视文本中的一条相当明晰的线索,作品最终表现的对父亲的回归,不仅是对权威的服从,而且是心悦诚服地认同父亲石光荣的人生理想与价值理念,特别是结尾小儿子石海,一个温和敏感的男孩子,也入伍奔赴西藏。这一对原作的改变则更是充满意味的。在亲情的感召下,晚辈心甘情愿地放弃了各自对人生可能的多元化抉择。这是为大众伦理观念所认可的,“顺”即是孝的别解,无论是石林继承了父亲的事业,还是石海的人生选择,都首先是符合父亲意愿的好儿子;同时,这个父亲又是为主导文化所肯定的,是传统、秩序与理想的化身。回归父亲,让父亲满意,也就是向父亲所代表的传统与秩序的回归。这种叙事就以隐喻的方式,透露了作品的情感立场与价值取向,与新时期小说、影像叙事中晚辈对父辈的挑战、抗争与超越形成了鲜明对照。在后者的作品中,晚辈常常是要克服伦理道德与血亲情感的力量,最终听从新生活的召唤。比如《人生》《老井》等等。《激情》则明显代表了相反的情感价值取向,是晚辈向父辈抒发的由衷的敬服心曲。
其它如对石林这个城市学生参军后在部队锻炼的表现,也多多少少抽离了当时那个时代的特征,把作品中所发生的一切挪到当下的军队里,也是完全可以的。石晶的部队生活,更是被处理得热情浪漫、富于诗意,历史、时代可能投下的一丝暗影都没有,变成了一个地道的革命浪漫言情故事。这样就与对石光荣的塑造同出一辙,人物血肉丰满、性格光彩照人,故事曲折生动,与人们当下的生活实感很接近,但就是很难让人真正感受到历史的厚重感与真实感。再比如对警卫员小伍子在文革中受冲击的描写,也存在这一问题。石光荣一家与蘑菇屯乡亲的故事很可能发生在三年自然灾害前后,但编导者很明显地绕开了这个敏感的问题,把它编写为家长里短的夫妻打闹,通过展示城乡矛盾、性格冲突这一超历史的家庭纠葛的同时,在孩子们充满谐趣的“一个老藤结三个瓜”的童谣中将真实的历史面影遮蔽并有意淡化了。于是,人们在分享石、褚家庭冲突的烦恼与趣味的同时,完成了对沉重过往的遗忘、超越与消费。电视剧中的故事结束在建国35周年之际,这一安排颇具深意,这样可以自然地让作品结束在一个辉煌、热烈的场景之中,同时在叙事上呼应了作品开篇,对表现人物心理、情感极其有力。同时,它又自然地回避了8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的诸多现实尴尬,如军队经商、高干子弟腐败等问题,只将一个美好、光明的画面定格在观众心中,再次绕开了对问题的发现与批判。
回避对历史的反思,不再像当代史上文艺作品中展示的,按照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去构建关于历史的宏大叙事,是90年代市民文化勃兴以来文艺创作特别是大众娱乐性很强的影视剧创作的一个明显倾向,在这种倾向的左右下,一切可能引发争议的对历史的反思与评价就都尽可能地被淡而化之,而把力气花在故事的亲和力、可视性与趣味性上。于是,才会出现该剧在创作中存在的巨大反差:细节真实生动,宏观背景却模糊虚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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