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症候(1)(2)

    在这个世纪的价值论危机中，思维论也从一元走向多层多元，即从超越性、经验性、神圣性走向了世俗性和本能性，从审美哲学、审美心理学走向了非审美、非艺术的大众传媒和文化研究。思想的传承创新与思想的变异矛盾共存，传统意识与现代生活在冲突中获得新的话语组合方式。

    就文化价值论而言，当代文化研究将文学的社会批评推进到文化批评领域，以疏离某些陈旧僵化的思维模式和价值体系，从相对偏狭的作家中心批评和文本中心批评走向多元文化诗学批评，对旧叙事、旧观念、旧批评模式进行颠覆。从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社会政治批评模式，进入到解释学批评、解构批评、女权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和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等新层面。注重语言表征出来的事物的差异和语言本身的差异，强调语言冲突的深层是话语的冲突。但是，因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整体框架的倾斜，在打破僵化体系时只见废墟而不见新体系的建立，加之其反价值倾向，使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学在多元格局中有着不容忽视的低俗化趋向和变态心境。这种正反面问题的凸现，使得对其评价变得相当困难。

    同时，文论界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在于：海外汉学家处身性策略左右着国内知识界的动向。国外汉学家有可能受到西方某些权力的压制，甚至一些具体细微的生存环境的不顺心，都可能导致其形而上的情绪化反拨。而这种情绪传到国内就可能被人们误以为某种新趋势出现了。同时，西方汉学家对中国的解读往往充满误读或误导，

    其实，理论的播撒不是单方面的，不是中心向边缘的播撒，理论旅行也是互动的，关键在于创新。我们在新世纪必得思考这样一个关键性问题：当文化研究达到一个很高水平时，文学理论是否会消失？在我看来，在前现代时期，理论不太重要——它是对经验的总结，经验高于理论；在现代时期，理论与经验并置互动；在后现代时代，理论会在相当程度上超前，即海德格尔所说的先行建构、先行见到。

    那么，文学理论是否会消失呢？我看文学理论会逐渐泛化。从前我们借助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方法来进行文学研究，今天的文化研究恰好反过来，是文学研究的方法慢慢进入到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甚至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的研究中去。从前是文学接受严谨科学的馈赠，这次文学则慢慢地把自己独特的理解和沟通方法，逐渐扩展到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当中去。一句话，从关注小本文，即词语、人物、情节、喻意等，转向大本文，即阶级、性别、文化、社会、话语及权力运作等层面。这些分析原先可能是社会学、政治学的，现在文学也要从事这方面的分析。因为文学的对象、文学接受者、文学传播机制（如网络文学）、文学的价值功能都在发生变化，文学不再仅仅具有审美欣赏的功能，而具有了一种大文化功能。

    应该说，中国文学理论在新世纪有可能通过方法的不断催新，进而达到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创新，在国内语境中，从文学理论走向文化研究，在国际浯境中从拿来主义主义走向输出主义，从而使新世纪中国文论建设从话语争夺走向话语共识。当然，这种精神话语共识将付出淡化纯文学精神和精英审美意识的代价。

    　　三、从拿来主义走向输出主义

    西方是中国文化和文论的一个“他者镜像”，只有在这个镜像当中，我们才能知道自己走到哪一步，推进到哪一步，学术增长到哪一步，而哪些是当代中国文论研究的空白。当代文论发展的新趋势，说明了中国一个世纪以来不断的“追新逐后”的持续理论热情，这种理论热情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尤其是以二十世纪后半叶为重；对这种学术史的清理，在当代成为新的学术思想生长点的关键。

    在我看来，完全追新可能是一个本体论的误区，它将使我们永远追不上西方，使我们在新世纪还要重复二十世纪的一系列错误。所以，我们的文艺理论不可能完全从西方借鉴，但是不可能不对西方加以观照。在我看来，只能把西方理论作为一种方法论参照，要在本体论上发掘我们的本土资源。毕竟面前的现实是，我们的文化方法研究与西方基本同步，像世纪初的俄国形式主义在七八十年代进入中国时还显得很新，但今天女权主义、文化研究在国外刚刚出现一二年，我们这里已经广泛应用了。既然是基本同步，追新就变得毫无意义，这时学术竞争不以量胜，不以万花筒的不断转动取胜，相反，是一种本质力量的学术较量。我们必须走出赶超心理，深层次地总结自身经验并寻求差异。这种差异性的东西有可能成为我们新世纪经过拿来主义走向输出主义的主角。我想强调的是，新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应该走出拿来主义模式，走向输出主义。

    但是，我们在强调输出主义的时候，首先得弄清楚应如何输出？中国文论有没有这种文化权力机制，它是否处在话语的边缘，因而文化输出只是一种妄想？在我看来，当代中国问题已经在西方引起关注。二十年前从事汉学研究的西方人及日本人、韩国人大抵只研究中国十九世纪以前的文化，因为他们认为二十世纪的中国是一片空白，甚至著《中国文学理论》的刘若愚也认为：二十世纪文学理论不能称为“中国”文学理论。这种看法在二十世纪末已经极大的改变，日本近两届全国性汉学大会上，当代中国问题尤其是文化转型问题已经成为重中之重。

    这告诉我们，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文化将会在二十一世纪前一二十年受到更多的关注。中国的东西如果不与国际性统一的审美共识挂钩，中国的东西如果仍是极端本土的，当不具有普遍性意义。

    我不赞成一味地对中国传统加以质疑（审父），这只是在后人不太能干时，面对祖父的财产发出的怅叹。我们应当自审自省（审己）而不应自嘲自虐。当传统在历史的岁月中已经成为经典时，我们当前遭遇到的是决裂与选择的双重困惑。我们决裂了什么，是决裂祖先吗？我们选择了什么，是选择西方吗？这是当代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忽略不得的问题。

    应该说，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已经从注意的更迭中走了出来，开始关注中国语境中的各种现实层面的问题，学人们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层面分析现实问题，少了一些形而上的乌托邦幻想，多了一些具体的社会学的文化学的分析，这无疑是时代风气使然，也是学界逐渐成熟的标志。当然这种成熟也在丧失理想而获得的价值中立立场中，感受自己的“中年写作”的老道和淡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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