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吕赫若小说透视日据时期的台湾文学(1)(2)
2015-03-17 01:43
导读：通观他这个时期的创作，除了《邻居》、《玉兰花》用细致委婉的曲笔，来表现台湾人与日本人友好相处的生活情景，《百姓》一篇，写在“敌机”轰炸危
通观他这个时期的创作，除了《邻居》、《玉兰花》用细致委婉的曲笔，来表现台湾人与日本人友好相处的生活情景，《百姓》一篇，写在“敌机”轰炸危机情况下，曾经反目成仇的两家人相濡以沫，尽释前嫌，颇有兄弟睨于墙，同仇敌忾的味道，大概可以看做“皇民化”语境中的产物，其他作品，特别是那些真正代表了他的创作风格和成就的作品，都没有把笔触放在那种炙手可热的鼓吹“皇民化”运动的题材上，而是转向台湾社会家庭、婚姻与民情风俗的深度描写。正如吕赫若的《牛车》率先关注社会变革中小人物命运，《女人的命运》(1936)将笔触伸进下层妇女的生活，成为同样题材的张文环《艺旦之家》(1941)的先驱，他在：1943年11月获得第一回“台湾文学赏”的作品《财子寿》(比张文环的《阉鸡》早三个月发表)，也首开战时描写乡村社会家庭伦理崩溃过程的风气。当我们在《台湾文学》读到《财子寿》和《阉鸡》，在第2卷第4号(1942年10月)上同时读到张文环的《地方生活》和吕赫若的《风水》，我们对战时台湾日语作家在“皇民化运动”的严峻压力下所进行的民族文字活动，对于异族语言所无法改写的民族心灵，不禁充满了由衷的敬佩。
三、跨越殖民地的苦难历程
战后的吕赫若担任《人民导报》新闻记者，1947年当选“台湾省艺术建设协会”候补理事。1949年担任台北第一女中(北一初中部)音乐教师。但这些经历并未给人们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倒是作为一个“苦难的作家”所留下的最后的几篇作品，以及他的谜一般的消失，使人产生“却坐促弦弦转急，悽悽不似向前声”的感觉。
1945年日本战败以后，吕赫若像许多台湾作家一样，面临着新的语言问题，他很快就完成了从使用日文到使用中文的转变。在他1946年以后的未免于幼稚的中文作品中，一改日据时期专注于“家庭一女性一民俗”题材的探索而讳言“政治”的习惯，直接在小说中表现“皇民化运动”中台湾人的精神扭曲。作品风格由劂∈从容舒缓的叙述，转而为急促的变调，充满直白、明显的讽喻，与日文写作的含蓄冷静的文风迥然不同。一种反叛的、反省的情绪弥漫在字里行间，在战时曲笔写成的《邻居》和《玉兰花》相比，对日本人的皇民化运动的厌恶开始明朗起来。现在已很难猜测，当吕赫若试图用中文来写作的时候，他内心焦虑的究竟是什么?然而，从他留下的寥寥四篇中文作品，我们或许可以体会到他在这个历史转折时期的矛盾心态。正是在他的中文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在殖民地强权压抑下，被异族语言长期遮掩起来的精神创伤。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1946年2月至10月他发表了三个短篇：《故乡的战事一——改姓名》[30]、《故乡的战事二——一个奖》[31]、《月光光——光复以前》[32]都在反思和讽刺日据时代的“皇民化运动”。这几篇小说的内容，在吕赫若以各种曲笔写成的日文作品中是看不到的。“改姓名”是皇民化运动中的一个怪异扭曲的现象，许多台湾同胞因被逼迫做“皇民”而纷纷把自己的姓名改成日本人的名字。
小说叙述“我”偶然看到的一个场面：日本小学生把候车时不守规矩的作弊的同伴骂作“改姓名的”。叙述者“我”开始很迷惑。愤怒，为被骂的小孩不平，以为他是台湾小孩，遂用了台湾话对那个叫做后藤的小孩说：
你的改姓名就改得错了，你看，会被人家这样的笑了。
不料那孩子听了“我”的台湾话，不但不吱声，还“仔仔细细地看了我一会儿，他面上的筋肉都发起傲慢又轻蔑的脸色来了”。这位纯种的皇民气愤愤地对“我”说：
你别侮辱著我，我是日本人，谁愿意去做台湾人 呢。
“我”这才明白，“改姓名”在日本人看来，原来就是“假伪”的意思，孩子是说真话的， “我”从孩子的真话里悟道：“日本人声声句句总说台湾人改姓名是一视同仁的，是要做真正的日本人。但敢不是在此暴露了他的肚子吗?”在《故乡的战事二——一个奖》里，吕赫若叙述的是一个“幽默”故事：农民唐炎在自己的水田里发现了一枚尚未引爆的美军空投的炸弹，这位规矩的庄稼人担心军警发现此事后找碴儿生事，冒一个通敌的罪名，自己担当不起，遂老老实实地把炸弹送到派出所去了，本来期望能得到“大人”的一番奖赏。不想派出所那位心狠手辣的池田一看炸弹，吓得魂飞魄散，赶紧跑到防空壕里。等事情处理完了之后，唐炎非但领不到奖赏，反而被池田痛打了一顿。不过，他也终于明白了：“从前人家老说酲本人是不怕死的，这完全是瞎说，我知-道了。”《月光光——光复以前》描写的也是终于看透日本人“皇民化”的把戏之后的解脱之感。小说叙述庄玉秋一家为了租房，而不得不忍受已经变成“皇民”的房东的一个苛刻要求：全家人都不说台湾话，假装作出“模范国语”(日语)家庭的样子。然而，这个代价实在太惨重了。为了不被房东发现，几个孩子和一个老母亲，每天都得关在屋里，忍着不说自己的母语。看到母亲和孩子们的痛苦，庄玉秋终于明白：“像这样家人的受苦闷，即使有房屋可得永住，还有什么家庭生活的乐趣呢?”为什么非要说日本话才能生活下去呢?他怀着悲愤，带上一家人，来到皎洁的月光下，用台湾话对着明月放声高唱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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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光光，
秀才郎，
骑白马，过南塘。
南塘？得过，
—掠猫来接货……
这些作品都写得比较仓促，其艺术成就也比不上前期和中期的成熟作品。但吕赫若通过稚拙的中文发泄出来的压抑了很久的积愤，获得解放的畅快淋漓的感觉，对于了解光复伊始的台湾人民的心态，具有重要的价值。
可惜，这种感觉并未维持很久。在吕赫若发表于1947年2月的最后的一篇小说《冬夜》[33]中，吕赫若开始恢复了他所擅长的细致刻画人物的能力。他的笔下又出现了一个为了维生而被迫出卖肉体的受侮辱的女性彩凤。而彩凤的堕落，源于来自大陆的那位始乱终弃的丈夫郭钦明。小说用倒叙的手法叙写郭钦明用花言巧语占有彩凤的经过，当生活放荡的郭钦明把梅毒传染给彩凤之后，他翻脸无情，反咬一口，无情抛弃了这位台湾妻子，另结新欢，并厚颜无耻地索回原来的聘金，使彩凤一家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彩凤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当了妓女。小说最后写彩凤与青年狗春在一个冬夜幽会时，忽然房外响起了枪声。狗春匆忙间穿了裤子，拿起枪逃走了，“每个人都带着惊惶的面貌和跳动的心。外面已有恐怖似的大声在叫起来”。警察把房子包围了起来，警告人们“盗匪”在抵抗，不要走出门外。然而，彩凤担心自己被抓，拼命跑了出去：
她一直跑著黑暗的夜路走，倒了又起来，起来又倒下去。不久枪声稀少了。迎面吹来的冬夜的冷风刺进她的骨里，但她不觉得。
这是吕赫若的小说第一次响起的枪声。在枪声中，一个失望的、无法借助光复来治愈内心创伤的吕赫若的面影，渐渐淡出，很快又借助了他的人物的背影，在1947年“二二八”事变的前夕，淡入、消失在黑夜之中。对国民党彻底绝望的吕赫若，像当时许多进步的左翼知识分子一样，走向了革命的道路，企图借助实践性的反抗运动穿越黑暗的历史的迷宫，寻求另外一条现实的道路。1951年，他在中共地下党活动的“鹿窟武装基地”，死于毒蛇之口。在日据时代培养起来的反帝、反封建、积极参与中国现代史之历程的左翼文学传统，也随着这些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消失而断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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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殖民统治，带给中国人民的灾难，不仅是有形的(例如物质财富的掠夺和肉体的消灭)，而且是无形的(例如精神上的摧残)。我们面对尘封已久的日据时代的文学材料，仿佛听到了那个扭曲的时代的无数悲愤的呐喊，看到了那些使用异族语言创作，内心却又无法摆脱民族生存的危机与焦虑的台湾作家们的心底隐痛。这些残存在文学作品语言里的殖民地人民的精神的伤痕，至今仍然得忍受愚蠢的历史和现实政治的迟钝的手术刀，迟迟不能愈合，真令人产生莫名的怅惘。
注释
[1]参见日本驹込武的《殖民地帝国日本の文化统合》，东京岩波书店1996年3月版。
[2]参见黄得时《台湾新文学运动概观》一文，原载《台北文物》第3卷第2、3期，第4卷第2期，台北市文献委员会，：1954年8月20日、12月10日，1955年8月20日出版。
[3] 台北联经出版公司最近出版的《吕赫若小说全集》(林至洁译，1995年7月出版)收入了吕赫若除了目前尚未出土的《季节图鉴》外的几乎所有中、日文小说作品。其中日文小说21篇，中文小说4篇。书前附有吕赫若在日本日比谷音乐厅举行演唱会的剧照，与友人合影的一些相片和结婚时的“合家欢”等珍贵资料。关于作者的创作、生平的介绍，有译者林至洁的前言《期待复活——再现吕赫若的文学生命》和吕正惠的评论文章《殉道者——吕赫若小说的“历史哲学”及其历史道路》。书末有“吕赫若的创作年表”。这是目前为止我所看到的关于吕赫若之研究的资料最全也较为可靠的书。本文使用的材料来自台湾东海大学教授林载爵先生惠赠的林译本，并参照了吕赫若小说原载的日据时代《台湾文艺》、《台湾文学》等杂志。在此对林载爵先生慷慨提供资料表示感谢。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4]1934年创作、1935年1月发表于东京《文学评论》杂志第2卷第l号。王祯和的《嫁妆一牛车》(1967)和黄春明的《锣》(1974)都受到《牛车》的影响。
[5]鲁迅是主张翻译弱小民族国家的文学作品，以为国内文坛提供借鉴的首倡者。他曾说：“我们在日本留学时，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地想到介绍外国文学这一件事。”(《(域外小说集>序》，《鲁迅全集》第1O卷，第161页。)又说：“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家的东西就特别多。”(《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第511页。)胡风译介“弱小民族”的小说，一定是受到了鲁迅的影响。因此，《山灵》出版后，他很快就把它送给了鲁迅先生。据《鲁迅全集?日记》1936年5月18日记载：“小雨。……午后胡风来并赠《山灵》一本。夜发热三十八度二分。”《山灵》出版于1936年4月，同年5月再版。鲁迅看到的当是初版本。不过当时正在发烧，事后也没有看到他的评论，是否读了《山灵》就很难说了。
[6]《山灵——朝鲜台湾短篇集》，胡风译，收入黄源主编的“译文丛书”，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4月初版，同年5月再版。
[7] 郭沫若写于1926年6月25日《(毋忘台湾)序》(作为“佚文”发表于《中山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和鲁迅写于1927年4月n日的《写在(劳动问题)之前》(参见《鲁迅全集》第3卷，第425页)都对台湾问题表示过关注．同时也流露出对台湾割日以后的情形的陌生感。到了30年代，胡风已经能通过文学作品来比较深入地体验台湾作家的处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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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胡风译自日本改造社出版的短篇集《叫做权的男子》。
[9] 吕赫若的处女作是《牛车》，然而大陆有些学者由于没有弄清日据时代曾经有过两份同名不同时的《台湾文艺》，一份创刊于1934年11月，系“台湾文艺联盟”机关刊物，张星建主编；另外一份创刊于1944年5月，是“台湾文学奉公会”的机关刊物，因而把刊载于后者(创刊号)的《山川草木》看做吕赫若的处女作。譬如较早的《现代台湾文学史》第十章关于吕赫若的创作有这样的介绍：“吕赫若1934年在《台湾文艺》创刊号发表处女作《山川草木》。1935年1月在东京《文学评论》杂志发表《牛车》而一举成名。这篇成名作由胡风译成中文，收入1936年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山灵》中，为最早介绍到祖国大陆的台湾短篇小说之一。”(白少帆等主编《现代台湾文学史》，第236页
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12月初版)福建版《台湾文学史》上卷第3编第5章关于吕氏的介绍(第558页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1991年6月初版)以及徐通翔主编《台湾新文学辞典》(出版于1989年10月)“吕赫若”条目(第58—59页)，都把《山川草木》看做吕赫若的“处女作”，而《牛车》则成了“成名作”，言之凿凿，却不知以讹传讹。这种错误的说法最早出自叶石涛，参见叶着《台湾文学史纲》，台湾高雄春晖出版社1987年2月初版，1999年再版，第64页。这几位撰稿者都没有查阅过《山川草木》的出处，恐怕也没有读过这篇作品，因而把抄来的材料信以为真了。
[10]《暴风雨的故事》，原载1935年5月《台湾文艺》第2卷第5号。
[11]《婚约奇谭》，原载1935年7月《台湾文艺》第2卷第7号。
[12] 《前途手记》，原载1936年5月《台湾新文学》第l卷第4号。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13] 《女人的命运》，原载1936年7、8月合刊号《台湾文艺》。
[14]《蓝衣少女》，原载1940年3月《台湾艺术》第l卷第l号。
[15]《春的呢喃》，原载1940年5月《台湾艺术》第1卷第3号。
[16]《田园与女人》，原载1940年7月《台湾艺术》第l卷第5号。
[17]《两种空气》，1936年6月《台湾文艺》第3卷第6号，《吕赫若小说全集》，第553—54页。
[18]参见赖明弘《台湾文艺联盟创立的断片回忆》，收入池田敏雄、庄杨林主编的《台湾新文学杂志丛刊》第3卷卷首，台北东方文化书局复刻本，1981年3月第l版。
[19]《财子寿》，原载1942年4月28日出版的《台湾文学》第2卷第2号。
[20] 吕正惠：《殉道者》，参见林至洁译《吕赫若小说全集》，第584页。
[21]《庙庭》，原载《台湾时报》杂志，1942年8月出版。
[22]《风水》，原载1942年10月《台湾文学》第2卷第4号。
[23] 《邻居》，原载1942年10月《台湾公论》。
[24]《月夜》，原载1943年1月1日出版的《台湾文学》第3卷第1号。
[25]《合家平安》，原载1943年4月28日出版《台湾文学》第3卷第2号。
[26]《石榴》，原载1943年7月《台湾文学》第3卷第3号。
[27]《玉兰花》，原载1943年12月《台湾文学》第4卷第1号。
[28]，《百姓》，原载194,4年12月《台湾文艺》第1卷第6号。
[29] 《风头水尾》，原载：1945年8月《台湾时报》第27卷第8号。
[30]《故乡的故事——改姓名》，原载1946年2月《财经报》第2卷，第3期。林至洁译《吕赫若小说全集》编按：“本篇由张恒豪先生照原稿抄录，以存其真，原稿有讹误，以()示其正字，()系张恒豪所加。”
[31]《故乡的战事二——一个奖》，原载．1946年3月25日《财经报》第2卷第4期。本篇亦由张恒豪照约稿抄录并作订正。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32]《月光光——光复以前》，原载1946年lO月17日《新新》第7期。
[33]《冬夜》，原载1947年2月《台湾文化》第2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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