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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世界的现代文学研究之报告(1)(2)

2015-03-25 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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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中最经常回顾的概念是现代性。“现代性”或者“现代”作为这个领域名称的一部分，似乎是一个能够自我更新的学术争论焦点。无可否认，其结果刺激产生了诸多令人鼓舞的观点和数据。然而，我们有没有对现代性的另一面，即历史性进行对话呢? 当然，我并不是说现代争议忽视了历史，远非如此。我的意思是，历史本身的确已经被付诸实践，只是这种历史实践要么仅仅是物质基础的解构，要么就是以教条形式出现的重温，由此历史再一次被具体化。我的观点是，我们不应孤立地研究单纯的现代性和单纯的历史性，而是应该采取对话的形式对待这两个概念，把二者看作是包含诸多因素的综合体，如时间、框架、前提、形式、实践以及“历史敏感性”。这种努力可以被称为福柯的系谱学，本雅明的哀悼任务，或是章太炎式的寓言阐释；它敏锐地重新思考历史性，如果不是历史本身的话。然而，它还有一些更为基础的东西。要想说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或“后现代”，我们必须真正相信，中国作家能够创造出其他更具有历史“优势”文明国度的现代主义者所不能想象和制造的东西。而想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我们必然有义务来确认中国文学新的层层面面，并且这些层面的“新”是无法放入现成的批评框架里面的。欧洲人及其拥护者乐于同意：毛时代的中国创造了诸多富有欺骗、冷酷与背叛内容的小说形式，既有纯文学的，也有其他类小说。但是，他们均不愿意在任何重要意义上称这些小说形式为“现代”或是“后现代”，因为这样会使人们质疑这种观念，即，作为一个真正批评性的、无可辩驳的前现代性之替代，现代性的确有其优势来源和形式。如果我们将历史定义为做某些所谓新鲜事物之优势，抑或“评论”有关过去的假设之优势的话，那么从毛时代抑或后毛时代的中国中去寻找仅为福柯或本雅明形式的现代性，只会把中国摈弃于历史之外。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在批评家夏志清和普实克的先驱著作出版五十年之后的今天，形势比从前更为有利，更便于我们在某些方面提出问题，诸如理论和批评的互动，以及这种互动对变动不居的中国现代文学历史典范之影响。我们可以追问：如同文学的现代被预设成中断线形时间的一种现象，一次形式常规的革新，和一个跨文化与跨国家的知识和敏感性之获取行为，那么，我们对文学历史所复燃的这种兴趣，在什么程度上可以使我们不但能够对中国人寻求文学现代性的特殊境况进行评论，而且能够对其加以举例说明呢? 我们又如何解释这种悖论，即一个批评家拥抱西方理论的“盲动”，经常会把一种“洞见”混合进中国现代文学的层面之中，抑或反之亦然? 即使批评家认同西方话语，但是他们是否可能会持有一个植根于自身脐带传统的个人信仰并在学术行为中受其影响呢? 最后，我们能否发现早期批评家所具有的一种立场，该立场中强调普世主义和真理价值的世界主义能够在诸多方面与各种形式的“特殊主义”保持一致——如后现代主义的文本、性别、伦理和文化生产等范畴，而且这些范畴似乎已经为近代批评家所青睐?
通过上文的仔细观察与思索，我希望可以在这一领域开展一些能够阐明以下方面内容的相关研究项目：
第一，采取元历史的观点研究从晚清到20世纪最后十年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和历史。这些项目并非把“批评”或“历史”作为一项以基于假设的理论和伦理为优先原则的任务——以往的项目却通常如此。诸多当下批评家哀叹“正确的”批评和“正确的”历史从未出现过，对此，我们可反驳说，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一个悖论可能不是批评欲望和历史观点的匮乏，而是其太过泛滥。(从40年代到80 年代，毛主义文学批评和历史泛滥成灾，我们对此记忆犹新，而所有的这些均始于对从事文学批评、反复灌输和匡正时弊的一种真诚愿望——只是这种愿望被迅速具体化为老生常谈和责任义务罢了。)新的项目通过更新1840年到世纪末的中国文学之人物、著作、运动和论争的方式，将使我们能够衡量我们自身作为中国现代历史一部分所占据的地位；评价一些学术尝试，其范围从古典文章到先锋试验、从国外思想到本土思考，这些都渗透于批评话语中；并且考察影响中国(后)现代相互作用的历史因素，使其不囿于大陆、台湾、香港和海外等地理疆域。丹敦(Kirk Denton)的文集《中国现代文学思想：文学写作1893—1945》(Modern Chinese Literary Thought：Writing on literature，1893 - 1945) ，为后来者沿着这条脉络行进的任何尝试均奠定了基础。但该书仅仅是一部原创作品的选集，而北京大学陈平原的中文著作《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堪称为一个更佳的学术代表作。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第二，研究历史和文学之间持续的相互作用。可以确定的是，在中国史学和文学研究中，历史性和(小说)叙述性始终是互相指涉的。然而我们从未目睹过类似现代时代这样的历史时期——官方历史被意识形态和建构的想象性所硬性指定，以致于接近虚构编造，即一种与传统小说密切相关的论述，而这种被反映过去和未来的渴望所攫住的小说擅自挪用了传统历史的功能——能够使事实完整的功能，从而李代桃僵。于是便产生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双重枷锁。刚刚过世的安敏成(Marston Anderson)所著的《现实主义的局限：革命时期的中国文学》( The limits of Realism：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以及我即将出版的《历史与怪兽：历史、暴力和20世纪中国的小说写作》(The Monster That Is History：History，Violence，and fictional Writing in 20th Century China)一书亦可为例。
第三，真正严肃认真地规划出一种普遍存在的、学科的和地缘诗学的图绘。20世纪的中国在政治、历史和文学存在之中频繁变更，每种形式均有各自的自我叙述并追求不同的(后)现代性观念。由于这类历史事实的解体和分裂，作家们只能对各自的中国经验作出阐述，因而很难把这些中国经验按序整理成一个令人窒息的统一体。然而一个社会的典律可能会是另一个社会的禁忌，明显敌对的论述实际上却可能诡异地共享了相似的前提。(在文体、主题和生产模式等方面上，50年代亲共产主义小说和反共产主义小说之间的敌对和共谋便是最好的例证。论及“革命加恋爱”，这是30年代左翼文学的惯用主题，我们又何曾去思考过其在后现代时期的台湾，甚至是马来西亚华人圈中的残迹余绪呢?)
时至今日，批评家能够使用诸多全球工具和理论来观察现代中国文学和历史。但是，批评家一方面赞成“政治的边缘化”和“介入的争议性”，抑或以“地方表达”的方式去寻求“全球语境化”，而另一方面却僵硬地排斥预想主流之外中国现代性(以及历史性)的各种形式，并且坚决拒绝论述现代中国创造力的地方语境；这是否为一个悖论呢? 在这个意义上，耳熟能详的“总要历史化”的论述最好是被理解成一个自我谑仿，自我解嘲地说着“总要历史化，如同我们欧洲人(或者美国人)所作的”。假设我们从中国现代文学和历史中学习到的一个最重要教训就是指中国作家试图掌握形态各异的现实之迂回曲折的本质，那么只有一类批评家能够充分鉴赏这种认知，而他们一定不能受习惯性的教条和意识形态的盲见的影响。我们必须真正相信，中国作家已经而且仍然具有复杂的和创造性的思想，甚至在政治压迫和鄙夷个性的时期。我认为，以“现代性”之名进行的任何批评尝试，都必须勇于检验这种颇有争议的现代性之历史真实性。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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