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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问题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它们的重要性。
它在学术史上会有什么样的意义？
这里我要接着讲的是，这方面的研究，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有什么意义。
我个人觉得，如果大家都开始关注这些领域，也许将是中国学术史发生变化的一个契机。我有个很固执的想法，我觉得，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有两次变化对于学术的国际化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次，是清代中后期对于西北地理、蒙古史、辽金史的关注。大家知道，自从钱大昕以后，当时清朝的学者逐渐开始关注到中国的西部，关注到满汉之外的异族历史地理和文化，包括像张穆、徐松等，一直到后来的沈曾植。他们的研究使中国人的历史研究和地理研究，超越了汉族中国空间。它带来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逼得你不得不去看“异族之史，殊族之文”，不得不去看外文资料，不得不学术国际化。这是中国学术走出传统中国学术的第一步。
第二步是什么呢？第二步是敦煌学。敦煌学给中国人带来的冲击是很大的。为什么？因为敦煌学给中国学术带来的一个变化就是，你不得不去关心中外交通，不得不去关心儒家以外的，不仅是佛教，还有像祆教、景教、摩尼教等所谓的三夷教的问题，不得不去关心西北的地理、中外交通的地理问题，而且还不得不像季羡林先生那样，去学异族的死文字。这些资料又涉及到天竺、贵霜、大秦这样的一些异国、他族、以及宗教和文化。为什么我们现在称赞陈寅恪先生、向达先生、傅斯年先生等等有眼光？为什么当年中国最好的研究所叫做历史语言研究所？道理很简单，学术问题、内容、方法已经变化了，学术不得不国际化，不得不进入国际的学术语境。所以，陈寅恪先生讲这叫“预流”。
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中国学术逐渐国际化的这两次变化，它的重心都在西边。我们能不能在这一次变化里面，使它逐渐地、部分地转向东边？如果我们关注周边，关注到日本、蒙古、朝鲜、越南的文献，我们也会向学术界提出很多要求来。你比如说，你是不是要拓展过去传统的史料？你是不是要懂得外面的研究？你是不是要掌握一门以上的外文？也许有这个条件的话，可能会使学术界发生一点点变化。
老实说，我是觉得中国文史学界现在有一点点沉寂、有一点点停滞。它的沉寂和停滞表现在关心社会与关心学术两个方面。在关心社会上面，中国的人文学科、文史领域，好像失去了回应公众提出问题的能力。好像有些文史领域的学者越来越技术化，变成了一个专业领域的从业员。另外一方面，在我们的专业学术研究里面，我们好像是始终在一个格套里面，视野就那么宽，做的方法也就大同小异，大家都在一个固定模式里面翻来覆去，仿佛复印机复印似地在生产所谓“学术”。
可是，我们能不能做一点这一事情？第一，扩大我们研究的视野，把视野超越汉族中国，走向更宽。第二，我们能不能使我们的研究跟国际学界有个对话？第三，能不能掌握更加国际化的研究工具，也就是语言工具和概念工具？
最后的话
最后，我要讲一点感想。自从十七世纪以后，整个东亚，各个文化区域和群体，慢慢地偏见和距离越来越大，彼此开始产生很多傲慢，也有意识地拿着放大镜在寻找对方身上的那个瑕疵。在观看对方的时候，一面想象对方的瑕疵，一面在涂抹自己的油彩，把自己变成是一个文化正宗，变成是一个文化上屹立不摇的中心。可是，我们不要以为这种事情对中国是不利的。我们应该看到，在彼此这样观看的时候，我们能够多一面镜子来认识自己。因为在这种彼此观看中，在互相用放大镜挑毛病的时候，我们看清楚了彼此身上细部的问题。所以，彼此作为镜子是很重要的，中国不仅仅是需要西方一面镜子，可能还需要东方的好多面镜子。只有这样多面镜子交互照，你才能看到一个立体的中国。
镜子是需要一层不透明的膜才能成为镜子的，恰恰就是他们对我们有偏见，他们对我们有歧视，他们要记载我们身上的种种缺陷，才让我们看到了我们自身。所以，现在流行的一个时髦的词，就是“互为他者”。“互为他者”其
实就是日本人通过中国来看日本，朝鲜人通过中国来看朝鲜，同样，我们中国人也可以通过日本、朝鲜反过来看中国。我们长期以来，太看重那个似乎跟我们完全不同的“西方”，觉得不是中，就是西、不是西，就是中。那么，现在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原来曾经共享过一个文化传统，可是后来却分道扬镳的这么几个不同的文化群体，通过他们的眼睛来看我们自己？在通过他们的眼睛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又多了好多历史文献，这不是对我们都挺好的事情吗？所以，今天我用了一个很文学化的名字叫“揽镜自鉴”，拿起镜子来照自己，而镜子不是一面而是很多面，所以说是“从域外汉文史料看中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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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在您的研究过程中，您觉得从西方看中国，与从周边看中国，有什么不同？请谈一下您的感受。谢谢！
回答：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要说明两点，就是说，我们提倡从周边看中国，并不是排斥了西方这个视角，不是排斥了西方这个镜子。西方对于中国的观察，因为它的异质性特别强，所以，它能够让我们迅速地、很清楚地看到我们和他们不一样的地方。但是细部，我们还是通过“周边”这些跟我们的文化似乎曾经很像，似乎曾经在一个文化圈里面的人的角度来看，才能能够让我们更多地看清细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西方人看中国，比如说像马嘎尔尼时代，其实，那个时候的西方跟中国的文化，在观念中已经基本上处在对峙状态了，这个时候，西方人对中国文化，异质感受就特别强。比如，他们不像朝鲜，朝鲜人说我们“本是同根生”，只是现在你们跟我们不一样了，所以他们注意到的，跟西方人注意到的文化变化是很不一样的。当然，马嘎尔尼使团时代，我建议你看最近台湾新竹黄一农先生的论述，那个时候的英国人——扩大一点欧洲人对于中国的看法，变化很大。马嘎尔尼不能代表当时的欧洲，因为他是一个使团的官员和首脑，当时欧洲人已经对中国的看法处在转变之中，但这些看法，都建立在他们对“异域”和“异文化”的感受上。
提问：葛先生您好！中国史书很多都是官方记载，里面肯定会有一些忌讳，当然也有所谓的“春秋笔法”在其中。这时候我们确实需要从客观的角度，对它进行补充。您今天提到的诸如自朝鲜、日本、越南等异域的史料，可以作为一种很好的补充。但是，这些史料中，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些文化对于中国也有不同的认识，它也有它的主观性，也有它的偏见与傲慢。那么，在恢复您提到的被删减、遗忘的历史，也就是让这些历史复活的过程中，在这两种偏见，即在中国官方史书的偏见与外国其他资料的偏见中，究竟该做怎样的取舍？该秉承什么原则呢？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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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太重要，我的回答可能只是一个局部回答。第一，我觉得文史领域的学者，对于公众问题的回应，有一些分寸。首先，它不应该越出学术的范围，这是谨守本分。 就是说，首先是站在学者的立场，以学术的方式来回应。这是第一。所以，我一直强调说我们要远距离关怀，而不是近距离的肉搏。这是第一。第二，当你有余力，当你有其他的力量，在做学问的时间之外，你应该去回应。这就是我们这批人，包括我跟孙老师年纪的这一代人，为什么常常会用两支笔写文章的原因。一支笔写学术文章，一支笔写文化评论或者说社会评论，我自己就是这样。但是，我是很注意的。就是说，在这个社会文化评论方面，我不要假装你是学术，或者你不要在学术里面又掺了很多社会评论。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说，你有余力的话，你应该关心社会，介入公众问题。第三，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当我们去介入社会，去回应社会问题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因为希望你的回应得到大家的关注，而去扭曲了你自己的本意。我觉得呢，现在文化界的人常常为了迎合传媒的需要，在回应公众问题的时候，常常采用的是哗众取宠的方式，那不是办法。所以，我们这批人，说老实话，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经历过上山下乡、经历过中国整个改革开放这个时代的人，其实，你说我们不想回应现代这个社会的问题吗？很想回应。但我总不太希望，就像过去的“影射史学”一样，把学术跟社会、政治混成一块儿。
文史学界是不是能够回应一些问题呢？其实是可以的，但是回应问题的方式得注意。
提问：葛先生，您好。您提到中国与日本文化上已经有很大不同。那么，我想问的是：在近代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中、日两国近代化走的路完全不同，结果差异也非常大。两国文化最大的不同在哪儿？它对近代化选择的道路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谢谢。
回答：这个问题也很大。我也只能就我所知道，或者我所关心的领域，去做一个简短的回答。从文化的角度来讲，中国文化是一个具有非常强的主体性和整体性的文化。用我们一个熟悉的比喻说，中国文化常常是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是一个完整的体系。而日本的文化，大家都知道，一方面它上层文化受汉唐的影响，但它下层文化即丸山真男所说的“执拗的低音”那个生活层面的影响，它不具备很强的系统性和主体性。所以，你看，在晚明，当西方文明进入东方的时候，中国人最关心的是什么？天文学、数学，对不对？还有地理学。为什么关心天文学第一？是因为它要从整体从宇宙论那里得一个系统解释。可是日本呢，恰恰因为它没有这种主体性，外面的知识来了就可以用。所以，日本在“兰学”时代，它流行和最被日本人接受的是航海学、本草学、解剖学、医学。所以，日本很多重要人物，很多是医学家出身。这个文化整体性、主体性有没有，是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的一个很大的差别。所以，日本可以很容易地说，你来什么我就照单全收；中国人不，我还得想一想“体”和“用”能不能沟通，然后咱们能不能有一个完整的解释，从天文到数学是不是有个完美的体系，你不解释清楚，对不起，我不接受。所以，我想在这一点上，中国和日本就有差距。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中国和日本还有一个差距。中国的君主专制笼罩性非常强。整个中国的政治同一性，被君主控制得非常厉害。可是日本，你知道，各个地方的大名、将军，天皇没什么权力的。所以，它呢，在政治权力的方面，它很容易就有空间，然后进行改革。再说第三个。中国的下层社会，下层社会生活的伦理、道德和对文化的看法，实际上跟上层社会是有密切联系的，可是，日本的上层社会的文化跟下层社会的文化的分离性很强。所以，这个它也有空间。丸山真男在《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里面，提了一个很有价值的想法：过去日本社会接受朱子学，觉得社会、天理、人是一体的，但是，当日本的古学家起来了以后，天理跟社会分开了，天理管不着社会，社会自成系统，自己就可以改变，它不需要天理的约束，即天不变、道亦不变，你天不变，我道也可以变了，我这个社会也可以变了。接下来，国学一起来，“去中国化”，跟你中国文化再分离，传统的那个上层精英文化就不再有那个强烈的笼罩性，也不成为主流的文化，这时候更容易接受外来的文化。所以，我想呢，中国跟日本的近代化的途径不同、结果不同，可能原因非常非常多，但是，仅从文化的角度来讲，我个人想到的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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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您精彩的演讲，给了我这样一个认识：我们应该把西方的镜子和中国周边的镜子结合成一个立体镜，既可以研究中国的大端，又可以见其细节。那么，我想问的是：如何把西方和中国的周边更好结合在一起？谢谢。
回答：其实我觉得，国学也好，文史之学也好，所做的事情用一个简单的概括来讲，就是认识中国，或者说重建中国的自我认识。那么，中国仅仅靠中国自己来认识自己。就像我开始讲的那样，你自己没有对立面，你自己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样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有可能找到多面镜子，包括西方这面镜子，也包括周边，比如说日本、韩国这样的一些镜子，这并不矛盾。我倒是觉得，在寻找多面镜子的时候，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你有没有认识中国自己的主体意识。比较，可能有多种方法，但是比较的结果是要你自己体会和琢磨出来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你自己的判断，你不可能有比较后的自我认识。大体上说，西方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跟我们文化传统差异性比较大的，我们可以借用西方来了解中国文化和西方的比较整体的差异，了解中国文化比较明显的特征。我想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我们可以通过朝鲜、日本、越南的史料，来看看，在他们眼中，原来和他们同出一个汉字文化传统的中国是怎么变化的，这些变化如何使中国和它们之间渐渐不一样了。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观察和描述，了解这么一些国家和文化群体，彼此之间会生出什么一些差异，这些看上去细微的差异，说明在我们跟西方有巨大差异的同时，跟这些周边的文化差异也逐渐地扩大。正是因为这些扩大，中国文化的轮廓就越来越明显。如果你没有那么多的比较的话，中国文化的边境和轮廓你反而描述不清楚，因为你可能跟朝鲜文化、跟日本文化混成一团了。有很多人总以为，中国跟东亚特别是日本、朝鲜，好像大家都是黑头发、黄皮肤，好像都差不多的，而且大家都用汉字、都信仰儒家和佛教，都用汉唐法律传统啊。其实，至少在近世越来越不一样，在越来越不一样的时候，我们恰恰慢慢能够定位叫做“中国文化”的文化到底是个什么，叫做“中国传统”的传统到底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现在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中国？这个问题好像在中国学界还没有成为问题，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大问题。这是因为我们都觉得什么是“中国”仿佛天经地义，不必多虑，可是，现在有人要提出什么是中国，你该怎么界定？如果你有“周边”这些资源，又有一个“西方”作为对照，就好像有了边界和他者一样，我觉得问题就比较好回答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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