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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冷战情境中的现代主义文化政治——西方“现(2)

2015-04-15 01:09

显然，在“现代派”与“现代化”之间建立起直接的关联，是80 年代前中期的一种特定的理解“现代”的方式。“现代派”是一种与“物质生产”和“科学技术”的进化史相匹配的“高级”文学形态，并表现了一种更“复杂”的现代生存状态。以“现代化”作为衡量“现代派”的价值标准，事实上是在单一的现代性纬度上来认知“现代派”，而完全忽略了现代主义文艺本身所包含的“反现代”的层面。茅盾在他的《夜读偶记》中尽管严厉否定西方“现代派”，但也不否认其“打击庸俗丑恶的资产阶级文明”、“试图给资产阶级的庸俗趣味一个耳光”的批判面向。这事实上也涉及卡林内斯库所谓的“两种现代性”问题。如果说“现代化”崇拜所产生的现代性，近似于一种“资产阶级的现代性概念”即“进步的学说，相信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的可能性，对时间的关切，对理性的崇拜，在抽象人文主义框架内得到界定的自由理想，还有实用主义和崇拜行动与成功的定向”，那么“现代派”所呈现的恰恰是“美学的现代性”即“激进的反资产阶级态度”[25]。80 年代前期把“现代派”转化为“现代化”的特定逻辑，是将两种“现代性”改写为一种现代性，而这种思维恰恰是80 年代新启蒙主义的一个主要特征。它通过将80 年代中国的处境类比于从前现代的封建专制中脱离出来的西方“文艺复兴”和中国的“五四”时代，再度重申启蒙主义式的现代想像，而拒绝思考当代中国历史经验当中所包含的“现代性危机”的面向。与文学当中将“现代派”转化为“现代化”的标志一样，在哲学思潮中，“尼采、萨特等人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却被省略了，他们仅仅是个人主义的和反权威的象征”[26]。
事实上，如果说把“现代派”作为“现代化”的标志，是80 年代前期为“现代派”辩护的主要方式，那么同时也存在一种相对复杂的声音。在论争中，陈焜提出“现代派”表现的是一种“更现代的东西”，而这种“现代”主要表现为一种“复杂性”，即不能用一种“非常简单的条理化的观点或情节”和“道德化的善恶观念”来看待世界，“要了解世界的实际就得认识恶”，并且充分认识到“人的矛盾性”[27]。—— 显然，这里所谓的“复杂性”、“矛盾性”，事实上也正是一种现代性悖论。就小说创作来说，80 年代前期宗璞(《我是谁》、《蜗居》、《泥沼中的头颅》) 、王蒙(《春之声》、《杂色》、《蝴蝶》) 、戴厚英(《人啊，人! 》) 等小说中所表现的某种荒诞、主体分裂意识，评论界主要从其表现手法的角度加以评论，而很少讨论或怀疑“理性”、“主体”等现代主题—— “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把两次世界大战对欧美文学的影响跟‘文革’对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影响相提并论，仍是一个未经讨论的问题”[28]。到1985 年《你别无选择》( 刘索拉) 和《无主题变奏》( 徐星) 出现后，人们很容易地从这两篇小说中读出西方“现代派”的众多文本——“垮掉的一代”、“嬉皮士”、“黑色幽默”、“存在主义”以及《麦田的守望者》、《等待戈多》、《第二十二条军规》等。这种“发现”造成一种“中国终于有了真正的现代派”的欣喜，但随即转成“真/伪现代派”的论争。这两篇小说在文坛造成的轰动性影响及其旋生旋灭的命运本身，再清晰不过地显现出西方“现代派”文艺在当代文坛所形成的巨大的互文本网络，或者说，一种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知识的累积所达到的广泛程度。联系到关于“现代”想象的问题，有意味的恰恰在于，这两篇小说被指认为“伪现代派”，不在其过分明晰的互文本结构，而在它们表达的“颓废”意识，到底是“人类的”还是“中国的”。一种认为“从本土实际经济条件中产生的具有‘现代意识’的作品才是‘非冒牌’的”，因此《你别无选择》高于《无主题变奏》；而另一种观点从“高扬‘生命本体冲动’”出发，认为《你别无选择》中具体的社会背景使其掉进“社会、理性、道德”的束缚中去了，而《无主题变奏》因为表现了“没来由、无目标、无对象的烦恼和苦闷”，才是真正“现代”的“生命本体冲动”。

—— 这些争议涉及到的问题是，“现代派”所携带的“反现代性”的层面，到底以怎样的方式在当代中国发生作用? 显然，这种“悲观”、“玩世不恭”、“颓废”和“荒诞感”，在一些作品那里，被纳入“人”与“非人”的启蒙主义叙述结构当中，作为控诉当代政治暴力的一种手段，比如宗璞的《我是谁》和王蒙的《蝴蝶》。而在《你别无选择》和《无主题变奏》中，“颓废”的表达被纳入“ 秩序”与“反秩序”的结构，成就一个有关“主体”反叛或皈依的故事。一方面，小说的主人公尖刻地嘲笑着启蒙主义的观念和价值，而另一方面他们通过这种“嘲笑”和“ 叛逆”使自己成为一个“反文化英雄”。可以说，恰恰是“现代派”的“反现代性”的呈现，使其表达出一种与新启蒙主义构成张力但又被其包容的声音。这是某种典型的以“半自律性”实践自身的文化政治的现代主义文化特性。直到1987 年余华、格非等的“先锋小说”出现，一种摆脱了新启蒙主义逻辑的“后现代性”话语才得以形成。
3、想像“世界”的方法：
对“现代派”的正名，也将瓦解冷战式的“西方”想像。50～60 年代借助于巴尔扎克、狄更斯等18～19 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著作而想像的“没落”、“腐朽”的“西方世界”，在70～80 年代之交开始遭到质疑。一篇文章调侃地写道：“一位英国记者说，他们欢迎中国留学生去英国，因为到了英国，中国就可以知道狄更斯已经死了……不要再用他当日英国的眼光来看今天的英国了，不要再把奥列佛尔要求多一点食物的英国看成现在的英国了”[29]。当一种进化论的文学史观重新确立，且西方“现代派”被置于这种进化的“顶端”时，对“西方现代派”的“发现”同时也是对“世界文学”的重构。而在这种“世界文学”的参照下，中国仿佛重新经历五四新文学运动那般再度成为了“边缘”、“滞后”的文学国度。徐迟的《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在确立起“现代化”与“现代派”的对等关系的同时，中国/西方的等级关系也建立起来——“这几十年中间，现代派的建筑，摩天大厦，从所有发达的国家的中心城市，像雨后春笋一样地升起来了，在不发达国家的城市里也稀稀朗朗的升了起来”。由于“现代派”被看作是物质生产发达的产物，是否有“现代派”成为生产力(“现代化建设”) 发达与不发达的标志，中国与西方因此在这里清晰地显现为“不发达”与“发达”国家的关系。而徐敬亚在那篇被称为“朦胧诗宣言”的《崛起的诗群》当中，认为“我们三十年来对西方艺术的整体认识，仍停留在一百多年前的浪漫主义时期”，并雄辩地质问道：“人类的艺术，要不要千秋万代地囿限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之中? ……这不仅是对世界艺术的估价问题，也关系到我国文艺发展道路”[30]。在这里，对“世界艺术”的估价几乎是“自然”地关系到“中国文艺发展道路”，其核心原因也就在于现代主义( 现代派) 相对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进步”特性。显然，针对这种在80 年代被广泛认同的文化思路，要分析的问题并不在于“文学”( 艺术) 是不是“世界性”的，也不在于“现代派”是否比“现实主义”更“进步”，关键的问题在于这种指认西方“现代派”文学的方式本身所包含的想像“世界”的方法。这种观念正是当代中国“打开国门”朝向全球资本市场进军这一历史情境在文化问题上的投影。在这种观念中，“西方”成为“世界”的化身，中国/西方之间的“发达/不发达”、“进步/落后”之间的关系被置于一种历史目的论的线性时间序列当中，因此完全改写了以往年代关于中/西间的地缘政治关系的叙述，从而形成了一种与“现代化理论”相匹配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想像。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80 年代一度兴盛的“世界文学”论与这种“世界”想像密切相关。有关“世界文学”的想像和叙述，充满着乌托邦色彩，同时也完全被欧洲中心主义的视野和思维所支配。“世界”被想像为“人类大家庭”的“内在归一”，“20 世纪的世界变成了‘全球村’”，东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着平等交流的“对逆现象”[31]。“世界文学”论述中最为突出的一个历史文本，是一本名为“走向世界文学”的论文集[32]，它论述了三十多位现代作家所受到的国外文学资源的影响，并构造着一种关于“世界文学”的共同想像。在其总论“论世界文学时代”中，“人类文学”的历史被划分为不同阶段，从“民族文学时代”到“近现代文学时代”再到“ 总体文学时代”，并最终走向“一体化世界文学时代”。以此为参照，中国的“五四”时代和“文革”时代被看作正反两面的典型。前者“是西方近代各大民族文学( 包括俄国、美国以及西方化了的日本、印度等东方国家的现代文学) ，以中国文学为基础所进行的一次人类文学史上空前的——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绝后的—— 东西方之间的大交流、大融合”；而后者则“在经济、政治、文化各个领域内以所谓‘反修防修’、‘批判资产阶级’为口号的闭关锁国和盲目排外，导致了将近四分之一人类中的文化浩劫和文化毁灭”。“新时期”的到来，则无疑必须接续“五四”的方式，从而实现“文学的人类同一性”。—— 这篇“世界文学伦”最具症候性的地方，在其完全无视东/西方间的权力关系。不同国家和区域在文学现代化上的空间等级关系，被纳入到进化的时间序列中，并“大同世界”般的和谐共存。颇为有趣的是，号称“第二个‘五四’时代”的80 年代，在朝向全球资本市场进军的过程中，借助的是有着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的经典文本来构想着自己的“世界”想像，他们重复的是歌德的“世界文学”和马克思的“世界市场”；而在30 年代初期，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的鲁迅，则“看见”了与“五四”运动时期的陈独秀、茅盾不同的“世界文学”：“后来我看到一些外国小说，尤其是俄国、波兰、巴尔干诸小国的，才明白了世界上也有和我们的劳苦大众同一命运的人，而有些作家正在为此而呼号，而战斗”[33]。事实上，正是在鲁迅所看到的面向上，80 年代颠倒了毛泽东时代的“世界文学”图景，亦即由“第三世界”的批判历史图景，转向一种全球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图景。
由“现代派”所带出的文学进化论，完全抹掉了冷战的地缘政治记忆，而将中国/西方确认为边缘/中心、落后/进步的关系。于是，接纳“现代派”，便成为“充分掌握当前世界文学的潮流和动态，与世界的文学交流，进而参与世界的文学活动”[34]。这种“世界主义”的文化逻辑，如果说是译介和传播西方“现代派”的过程中的强大内驱力，那么，随着“西方”作为“真实世界”的显影，也促成了一种“民族主义”的文化表述。这最突出地表现为1985～1986 年间的“寻根文学”。作为一种强调民族特性的文学思潮，“寻根文学”正是应对西方“现代派”对中国文坛的冲击的产物。它试图突破80 年代前期那种简单的“世界主义”，而将中国文学的主体性作为问题提出来。但矛盾的正是指认这种“民族性”或“本土性”的方式。《文学的根》[35]为论证中国民族文化的重要性时，提及“西方很多学者”“对东方文明寄予厚望”，并写道：“在这些人注视着的长江、黄河两岸，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这里看似不经意的“修辞”正透露出一种“历史无意识”，即对“民族自我”的发现，恰恰是通过“西方异己”的目光而“看到”的。而这种置身“他者”的观看方式本身，包含着中国、传统/西方、现代的潜在框架，致使“寻根文学”难以摆脱“寻根”与“掘根”间的悖论。因为如果“根”是“中国”的，那么它将是“非”“现代的”；如果“根”是“现代”的，那么它将是“非”“中国的”。这种悖论导源于西方中心的普遍主义/特殊主义话语，某种程度上也正是后冷战情境中中国文化变革的主体表述的困境。正是这种困境本身，显露出现代主义文化的政治性所在。

结语：“欠发达的现代主义”
宽泛地说，正因为西方“现代派”作为“异己”参照系的存在，形成了整个“新时期文学”的自我认知方式，即一种自我( 现实) /他者( 理想) 的基本结构。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对西方“现代派”的追逐是否就是西方主义的，而在于“现代派”在整个80 年代文学变革中扮演的意识形态功能，它成为80 年代文学持续变革的内在动力之所在。从这样的角度看，西方“现代派”构成了整个新时期文学变革的一个“阿基米德支点”。

探询西方“现代派”和80 年代中国文学间的关系，事实上也是分析“第三世界”、后发现代化国家在接受、消化发达国家的文学潮流时，所呈现的“现代主义”的特殊样态。这种现代主义仍然呈现出伯曼所谓“欠发达的现代主义”特征。也就是说，它将中国/西方( 欧美中心国) 文学上的差异理解为一种进化论的时间差异，从而产生急迫的赶超意识，并对西方“现代派”投射了充满激情的欲念。但不同于一般的“欠发达”国家和区域，当代中国是在后冷战的历史情境中开始接受和消化西方现代派，或者说，对西方现代派的转化，本身就是中国进入后冷战的全球格局的历史处境在文化上的投影。对西方现代派的接受，在国内话语脉络当中被看作是对现实主义一统天下的主流文坛的反叛；而全球性语境又促成一种探询作为历史主体的民族自我意识及其表达的可能性。这两个层面交织在一起，促成一种将西方现代派“内质化”的特殊历史路径。这种自我/他者的转换逻辑及文学创作形态，在某种意义上正构成80 年代中国文学的现代主义的独特性所在。

 

注释：
[1][美]马歇尔·伯曼：《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现代性体验》，徐大建、张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年。
[2]洪子诚：《问题与方法—— 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第256～258 页，北京：三联书店，2002 年。
[3]茅盾：《夜读偶记》，《文艺报》1958 年第1、2、8、10 期。
[4]洪子诚：《问题与方法—— 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第263～269 页。
[5][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媒俗艺术、后现代主义》，顾爱彬、李瑞华译，第215～218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年。
[6]中国版本图书馆编：《1949～1986 全国内部发行图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88 年。

[7]宋海泉：《白洋淀琐忆》，收入《沉沦的圣殿—— 中国20 世纪70 年代地下诗歌遗照》，廖亦武主编，第258 页，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 年。
[8]相关的重要书籍包括：杨健的《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 北京：朝华出版社，1993 年) 、廖亦武主编的《沉沦的圣殿—— 中国20世纪70 年代地下诗歌遗照》、刘禾编的《持灯的使者》(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 年) 、芒克的《瞧! 这些人》(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3 年) 、徐晓的《半生为人》( 北京：同心出版社，2005年) 等。
[9]多多：《北京地下诗歌( 1970～1978) 》，《开拓》1988 年第3 期。
[10]廖亦武、陈勇：《马佳访谈录》，收入《沉沦的圣殿》，第222～225 页。
[11]舒婷：《生活、书籍与诗》( 1980 年) ，收入《沉沦的圣殿》，第297～307 页。
[12]刘禾：《持灯的使者·编者的话》，第Ⅺ页。
[13]戴锦华：《涉渡之舟—— 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第35～41 页，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 年。
[14]萧萧：《书的轨迹：一部精神阅读史》，收入《沉沦的圣殿》。
[15]廖亦武、陈勇：《彭刚、芒克访谈录》，收入《沉沦的圣殿》，第189 页。
[16][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现代主义与帝国主义》，收入《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张京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
[17]陈思和：《想起了〈外国文艺〉创刊号》，收入《作家谈译文》，第158 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年。
[18]罗洛：《话说外国文学》，收入《作家谈译文》，第179 页。
[19]陈焜：《漫评西方现代派文学》，《春风译丛》1981 年第4 期。
[20]叶君健：《〈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序》，《现代小说技巧初探》( 高行健) ，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 年。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21]戴厚英：《人啊，人! 》“后记”，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 年。
[22]冯骥才：《中国文学需要“现代派”—— 冯骥才给李陀的信》，《上海文学》1982 年第8 期。
[23]严家炎：《历史的脚印，现实的启示—— “五四”以来文学现代化问题断想》，《文艺报》1983 年第4 期。
[24]陈焜：《漫评西方现代派文学》。
[25][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第47～53 页。
[26]汪晖：《当代中国思想状况和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 年第5 期。
[27]陈焜：《漫评西方现代派文学》。
[28]黄子平：《关于“伪现代派”及其批评》，《北京文学》1988 年第2 期。
[29]陈焜：《从狄更斯死了谈起—— 当代外国文学评论问题杂感》，《外国文学研究集刊》第1 辑1979 年。
[30]徐敬亚：《崛起的诗群—— 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当代文艺思潮》1983 年第1 期。
[31]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 年。
[32]曾小逸主编：《走向世界文学—— 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年。
[33]鲁迅：《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鲁迅选集》卷四，第347 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年。
[34]叶君健：《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序》。
[35]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 年第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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