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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5-08 02:17
导读：年中， 南京大学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举办了以“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为议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研讨中，许多学者注意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进程和转型
年中，
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举办了以“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为议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研讨中，许多学者注意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进程和转型中探寻文学传统的延续与更新，并试图从中发现激活文学史研究的新因素。会后许多学者陆续发表论文继续讨论这一问题。黄曼君的《中国现代文学何以形成新型传统》，从现代文学传统形成的过程，即从“转型、构型、定型”三个阶段的描述中，论述了现代文学在不断整合中的变异、同一和延续的特征，以及其不同于古典文学的新的审美和思想因素。徐德明的《中国现代叙事的语言传统》，通过对叙事文学语言传统的探讨，来寻求现代白话叙事语言的起点；通过追溯现代白话塑型的经验历程，来重估现代白话诗学践行的空间和特征。王本朝的《文学知识、文学组织和审美信念》，认为晚清文学是形成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重要资源，从晚清到现代有由外到内的意义结构，从而演化成文学的内在传统。何锡章的《“启蒙”与“教化”：中国现代与古代文学功能观比较》(61)，也从一个侧面清理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本土”渊源。
中国现代文学产生于历时的动态过程，更成长于立体的空间范围。陈思和在《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的“世界性因素”的几点思考》(62)一文中认为，“既然中国文学的发展已经被纳入世界格局，那它与世界的关系就不可能完全是被动接受，它已经成为世界体系的一个单元。在其自身的运动(其中也包含了世界的影响)中形成某些特有的审美意识，不管与外来文化的影响是否有直接关系，都是以自身的独特面貌加入世界文学行列，并丰富了世界文学的内容”。钱林森的《20世纪法国新浪漫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63)、王列耀《基督教文化对中国现代戏剧悲剧意识建立过程的影响》(64)、高玉《论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影响及其限度》(65)等论文都是立足于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平等互动的关系，梳理在“世界性”语境中中国现代文学的新特征，阐释新文学发生的多重因素。张新颖的专著《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66)，可以说是本年度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重要收获之一。该著相当深入地描绘了中国现代文学“外来”与“本土”因素交织而产生的“现代意识”的复杂状况；并以东西方文学互动影响的思路，确立了“中国现代意识”的概念，指出了中国新文学中现代主义创作思潮的形成和演变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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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许多成果，是在对历史的宏观反思中来重新认识学科自身的特征的，即使涉及具体文学现象，所关注的也常常是较为宏观的文学史问题。裴毅然的《城乡之战——百年中国文学精神资源之探》(67)、黄发有的《想象的代价——20世纪中国自由写作论纲》(68)、高有鹏的《论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中的民间文化思潮》(69)、刘登翰的《分流与整合：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视野》(70)、李新宇的《20世纪中国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再思考》、张福贵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两种反现代意识》、程悦的《在西方语境下言说——试论20世纪中国
留学生文学价值观念衍变》、张清华的《文化实践和精神否定：20世纪中国文学启蒙主义的两个问题》(71)、夏子的《解构与颠覆：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的价值取向与文化轨迹》(72)等论文，从现代文学某一具体现象或问题入手，注重勾勒出这些现象或问题与整体文学史的关系，充实与拓展了现代文学的认知范围。朱晓进的《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研究中国20世纪文学》(73)、张学昕的《20世纪中国作家的形式感论纲》(74)、王辽南的《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形态的流变规律》(75)、宋剑华的《主流价值观与20世纪中国作家的思想历程》(76)和《论主流价值观对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的影响》(77)、赵德利的《女神与女巫：女性偶像的雕塑与颠覆——20世纪家族小说人物论》(78)、杨联芬的《文明的追慕与质疑——20世纪中国文学文本的一种解读》(79)和《文明的追慕与想象——晚清小说“现代性”一解》(80)等论文，注重以新的理论方法和新的研究角度去把握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发展，所关注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形态和价值。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1期发表的刘宏伟的《密语写作与新政治建构的日常生活的冲撞——胡风精神苦旅之一》、程光炜的《周扬与当代文学》(81)、席扬的《试论赵树理的“知识分子”意义》(82)、徐仲佳的《启蒙：形式的意义——现代小说叙述方式的抽样分析》(83)等文章，打通了旧有的现当代文学的框架，从现当代的整体联系探讨问题。上述成果的意义，不只在于单纯的时间段的延伸，而是在于学术视阈的拓展。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可以切实地感受到“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已经由名称、性质的讨论，开始转向实质性的学术研究了。
您可以访问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查看更多相关的文章。 还应该提及的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2期推出的关于“近现代通俗文学”的一组笔谈。严家炎、樊骏、李欧梵等8位海内外知名学者的文章，从不同角度肯定了通俗文学在整个现代文学中的学术价值和对其进行研究的必要性。《文艺报·文学周刊》11月13日、12月4日又开辟“通俗文学理论研究与探索”专版，发表了一批青年学者的文章，继续讨论现代文学中的通俗文学研究问题。在理论探讨的同时，本年度继续保持了近年来通俗文学研究的势头，产生了一批通俗文学研究的具体成果。张元卿的《民国北派通俗小说论丛》(84)和方忠的《台湾通俗文学论稿》(85)两部专著，以通俗文学研究界以往关注不多的区域为研究对象，填补了通俗文学研究领域的空白。汤哲声的《蜕变中的蝴蝶——论民初小说的价值取向》(86)和张光芒的《从“鸳派”小说看中国启蒙文学思潮的民族性》(87)等论文，注重通俗文学原始资料的发掘和整理，并注意从学理上对之进行研究。上述成果表明，通俗文学的研究已经获得了它在整体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位置。
三
与近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热门课题相承接，本年度在文学思潮、文学社团流派研究方面，继续有大量新的成果产生。许志英、周恬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主潮》(88)以其对文学思潮的独到理解，对文学创作现象的独特把握，及独具的思潮史的叙述方式和构架，在已出版的众多文学思潮流派的研究著述中，拥有自己独特的学术价值。该著无论在内容方面还是研究方法上均能给人们提供一些启示。江沛的专著《战国策派思潮研究》(89)，资料翔实，论述严谨，是对“战国策派”这一具体思潮流派进行研究的拓荒之作。该著将“战国策派”摆到中西文化冲突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对其产生的文化环境、哲学基础和时代意义作了具体的阐释和客观的评价。冯奇的《现代语境中的中国浪漫主义文艺运动》(90)、朱寿桐等人关于“中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命运”的专题讨论(91)、俞兆平的《写实与浪漫——科学主义视野中的“五四”文学思潮》(92)等成果，从不同的角度对现代中国浪漫主义思潮进行了历史反思；而吕周聚的专著《中国现代主义诗学》(93)和论文《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中国化的内在规律探寻》(94)，则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传播以及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作了细致的梳理和研究。 大学排名
与文学思潮密切相联系的社团流派研究也有不少收获。钱振纲的《论民族主义文艺派所主张的民族主义的二重性》(95)，从实证的角度入手对民族主义文艺派的复杂性进行了揭示，通过细致辨析，得出了以往仅从政治评判的角度所难以得出的结论。周仁政的《论后期京派文学》(96)较细致地探求了京派群体流变中的新因素，提出了对这一群体的一些新的认识。蓝棣之的《九叶派的诗歌批评理论探源》(97)通过对九叶派公认的诗歌理论家袁可嘉的个案研究，探讨了九叶派的诗歌批评理论的特点、意义和贡献。高恒文的《“学衡派”与20年代的国学研究》(98)，从校园文化的角度对学衡派所作的考察也颇有新意。吴福辉的《中国左翼文学、京海派文学及其在当下的意义》(99)，将30年代左翼文学、京派文学、海派文学三种文学置于共同体内，充分认识它们的相互对峙和互相渗透，并从而对这三个文学群体共同书写现代品格的意义作了中肯的评价。旷新年的《山重水复疑无路》(100)更具体地从左翼文学与新文学、现代主义、社会主义的密切关系中，发现了以往左翼文学研究所遮蔽的许多东西。而盘剑的《革命文艺与商业文化的双向选择》(101)和马睿的《左翼文学的生产方式与意识形态》(102)，则从作家、创作本身探讨了左翼文学诸多复杂现象的缘由。
本年度，有大批研究成果是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和局部来探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的。高玉的《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103)、《对五四白话文学运动的语言学再认识》(104)，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或局部的品格和意义进行了再认识，其观点富有启发性。秦弓的《论五四文学的传统》(105)和《“整理国故”的历史意义及当代启示》(106)，以丰富的史料整理和严谨的论述，对五四的反传统、“整理国故”的文化思潮做了不同于以往的新阐释。王风的《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之关系》(107)，对历史原貌的呈示和对文学自身演变发展路径的客观叙述，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严家炎的《论五四作家的文化背景与知识结构》(108)、林虹、刘凤山的《以反载道始，以新载道终——五四文学革命之一解》(109)、王光东的《民间意义的发现——五四新文学的另一种传统》(110)、黄万华的《价值预设和实践偏离：五四新文学的矛盾运动》(111)、苏桂宁的《科学，20世纪初的中国文学资源》(112)、林精华的《论五四时期对俄国文学的接受》(113)等论文，也都从不同角度和侧面重新探讨了五四文学乃至整个现代文学的价值。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40年代文学是近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较有进展的领域，本年度在这方面继续有不少成果出现。黄万华在《从呼应到融合：世界战争文化格局中的中国文学》(114)一文中提出了将“抗战时期文学史”改名为“战时中国文学史”的构想，强调40年代战争文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互动关系。严家炎、范智红的《小说艺术的多样开拓与探索——1937-1949年中短篇小说阅读琐记》(115)通过对40年代中短篇小说的重读和细读，力求真实呈示这段文学的价值和丰富性，其研究显得较为扎实。段美乔的《论1946-1948年平津文坛的“新写作”》(116)和《论1946-1948年平津文坛的“新写作”的形成》(117)，对1946-1948年平津文坛“新写作”的史料发掘和文学史的新叙述，对40年代文学研究有所突破，是本年度40年代文学研究较重要的收获之一。高翔的专著《东北新文学论稿》(118)通过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思考东北现代文学的特点；汤哲声的《论40年代上海“方型刊物”》一文(119)，则从文学与现代出版物的关系，揭示出40年代上海文学的某一个侧面。
近年来，已有较多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注意从出版、报刊等传媒的角度，来拓展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体研究。本年度发表的王学钧的《文学报刊与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120)、鲁湘元的《〈申报〉与中国近现代报刊文学》(121)、刘淑玲的《吴宓与〈大公报·文学副刊〉》(122)、李春雨的《文化生活出版社与中国新文学》(123)等论文，可以说是这一方面研究继续有所扩大的代表性成果。
随着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不断发展和研究的不断深入，该学科的学术史和学科史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本年度出版的徐瑞岳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纲》(124)值得注意。全书100余万字，分“史著·史料”、“分类·分期”、“社团·流派”、“作家·作品”四大部分，较系统地展示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概况。该著填补了中国现代文学学术研究史的空白。温儒敏的《论〈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学科史价值》(125)和《当代评论与文学史研究的张力——重读朱自清〈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126)、罗岗的《“分期”的意识形态——再论现代“文学”的确立与〈中国新文学大系17-27〉的出版》(127)、吕微的《论学科范畴与现代性价值观——从〈白话文学史〉到〈中国民间文学史〉》(128)等论文，所关注的是诸如“大系”、“纲要”、“民间文学研究”等学术资源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意义和影响。这些成果也都可以归入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研究的范畴。
四
与往年一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最基础、最大量的成果，仍然还是作家作品研究。本年度在这方面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研究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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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现代著名作家研究，在文学史的多样化写作下，已较长时间失去了往日研究的中心位置。今年虽举行过一些茅盾、巴金的纪念会和专题学术研讨会，但在这方面很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却并不多见。程国君的《论郭沫若的小说艺术》(129)、朱德发的《现代理性话语：茅盾“人的文学”观念建构》(130)、逄增玉的《〈子夜〉：现代性缺失与冲突的悲剧寓言》(131)、范伟的《论巴金“家庭故事”与“团体故事”的同构性》(132)、张全之的《论战争记忆与老舍创作的国家复仇意识》(133)、陈坚的《历史与生命的双重空间：曹禺悲剧的人文意义》(134)等论文，面对这些已有相当研究深度的作家、作品，积极寻求新的研究角度，为推进研究的深入而作了艰难的努力。田本相的《苦闷的灵魂——曹禺访谈录》(135)一书，以访谈方式记录了作家情感生活的某些方面，并昭示了作家晚年的复杂心态和创作枯萎的部分原因。该书为深入完整地了解曹禺性格与创作提供了较为珍贵的史料。
近年来，伴随着出版界对一些文化名人的商业炒作，诸如张爱玲、丁玲、沈从文、徐志摩等人的传记也被低俗化地重复出版，这多少影响了对这些作家进行研究的严肃性。但总的说来，对张爱玲等许多作家作品的研究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本年度，在一些作家的研究方面继续有成果问世。张爱玲研究继续是人们的关注点之一：以张爱玲个案分析引发的一些学者之间关于沦陷区作家评价问题的争鸣，虽论争双方不无各持一端的片面性，但讨论本身还是有意义的，争论中对张爱玲研究中的一些疑难问题也有所澄清。本年度出版的子通、亦清主编的《张爱玲评说六十年》(136)一书，近50万字，分为“评说钩沉”、“生平忆念”、“海外‘张学’”、“国内论议”四辑，搜集了具有代表性的张爱玲生平、创作及研究的重要史料。季红真的《开启通往主流文学之门》(137)，在对张爱玲作品细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张爱玲“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精神之子”、“现代文明最早的批判者之一”的观点。丁玲研究是今年现代作家研究中值得重视的现象。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年6月出版的《观察丁玲》和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12月出版的《左右说丁玲》两书都是以当代文化现象作引线而编选的作家生平、研究史料集。两书均以翔实的材料，以丁玲一生沧桑的生动地展现，尤其是她与沈从文、周扬等作家的矛盾纠葛，揭示了环境的严峻和人性的复杂性。许传宏的《析丁玲晚年的文学价值取向》(138)、刘绍信的《丁玲小说〈夜〉的重读》(139)、肖樱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及四五十年代的文艺论争》(140)等论文，分别选取了作家晚年的文学生活或一部具体的作品，结合丁玲丰富的精神世界来加以分析，揭示出了丁玲过去被作为主流作家去认识时所遮蔽的一些东西。万直纯的《丁玲和她的文本世界》(141)一书，在作家人格剖析和价值评判方面紧紧扣住文本世界，侧重分析丁玲的审美方式、方法的选择，透视出作家的独特性和丰富复杂性。在沈从文研究方面，范家进的《沈从文40年代乡土小说创作——乡村牧歌的渐次喑哑》(142)，注重考察创作过程中影响作家思考的内部和外部因素，并由此来揭示沈从文创作个性的形成和变化；张新颖的《从“抽象的抒情”到“呓语狂言”——沈从文的40年代》(143)，则侧重从文本分析来透视沈从文40年代思想的迷茫与苦痛。在徐志摩研究方面应该提到的是韩石山的《徐志摩传》(144)。该著在资料的发掘、甄别及运用方面，表现出了著者对待历史的真诚和严谨，是众多已有徐志摩传记版本中一部有特色的传记。此外要指出的是，本年度在对近年来受冷落的一些作家的研究方面，也有了可喜的收获。马云的《端木蕻良与中国现代文学》(145)一书，将端木蕻良及其作品置于30年代长篇小说、乡土小说、左翼文学、抗战文学、东北作家群、长篇历史小说等的比较之中加以研究，并对端木蕻良的创作个性进行了揭示和评析。刘增人的《王统照论》(146)一书，从文化背景、个性气质、民族感情、人际关系的角度，客观而细致地分析了王统照的精神世界和文学创作的得与失，是研究王统照人品与文品的一部较系统的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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