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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5-11 01:00
导读：多年来，公款吃喝之风一直没有煞住。大光无力遏止，只有严格律己。他经常请画家和文艺界朋友吃饭，百分之百都是自己掏腰包。1981年1月29日，是地质
多年来，公款吃喝之风一直没有煞住。大光无力遏止，只有严格律己。他经常请画家和文艺界朋友吃饭，百分之百都是自己掏腰包。1981年1月29日，是地质部老专家、副部长许杰80大寿。在大光的提议下，由他和几位副部长共同做东，于民族文化宫为许老举行了寿庆。上述活动。是可以花公款的，但大光从来不这样做。
大光每年都要去地质队转转。他通常不在地质队吃饭，主要是怕增加基层的忙乱和负担。偶尔在地质队吃顿饭，也一定让秘书交钱。他有时不放心，还一再追问：到底交没交钱?他向秘书交待：地质队请客送礼，一律婉拒；但地方领导人请吃饭，可以参加，因为需要联络感情，密切关系，这是工作需要。据秘书徐绪友说，有一次陪同孙部长出差，回到北京算完账，大光一个月的工资几乎扣光了，因为一路上吃饭、请客大都是他个人掏腰包。
1999年5月，我随同大光和张刚自北京飞赴合肥，参加“孙大光张刚奖助学基金”成立大会。下了飞机已是中午，省里领导同志来到宾馆看望大光，要陪同他共进午餐。大光却不肯去吃，他说在飞机上已经吃了一盒面条。有人说那只能垫一垫，大光说那是人民血汗哪，我吃得光光的，吃得很饱。一个心中顾念人民血汗的人，自然是不讲排场和铺张的。
大光曾向中央建议：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子女一律不要经商，更不要担任一些大公司的总经理一类的职务。他不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但实际问题来了：孙东梁于1985年赴香港，担任化工部兴化公司副总经理，后为总经理，直至1990年。孙东梁去香港前，大光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我对你在政治上和业务能力上都是放心的，希望你千万千万不要在经济上有丝毫错误，一分钱的问题都不要出。东梁在香港六年，不是没有发财的机会，但他谨遵父亲的教诲，未肯越“雷池”一步，除了工资，没取任何“外快”。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在域外出版的一本书中，有一段提到1989年6月4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孙巨同志的一封信》的孙巨，说“这个‘孙巨’是笔名，他本人是中共元老孙大光(中共原地质部部长)之子，康华(公司)的负责人之一”。这一论断，是百分之百的讹传。孙大光只有一个儿子，即孙东梁，他既无笔名，更没什么文章，而且与康华公司并无瓜葛。客观地说，在个人发展上，女儿孙茜苓和儿子孙东梁都没有得到“中共元老孙大光”的照应，相反却受了连累。东梁在
清华大学学的是自动控制，是搞原子能的。1968年毕业，却被分配到山西某化工厂制作普通炸药。落实政策回京后，也只是化工部下属单位的一般干部。
东梁在山西结婚，妻子是个工人。像他这种情况的，有的一回北京就把女方甩了，也有的采取“赎买”政策，给对方一笔钱或解决什么问题来摆平。东梁不是这种人，大光和张刚对儿媳也很好。
有一次，东梁在父亲跟前议论起官场上的事，说有的高干子弟走路子上中央党校，镀完金便得到相应的“安排”。大光听了，硬梆梆地对他说：“你有本事没有?有本事自己干去!”显然父亲误解了他，以为儿子有借助老子之意。
大光也有求人的时候。有一次，他搜集到12把扇骨，便写信给安徽地矿局副局长王同康，请他代买一些宣纸，捎来北京作扇面用。这种小小的开销，人们都不大在意；但大光却斤斤计较，在信中写明一定要付钱，否则他不要。
在主持交通和地矿工作期间，大光多次出国访问。外国政府和朋友赠送给代表团的礼物，他都上交了。赠给他个人的，他也多数都上交了。留下的，只有少数有特殊意义的纪念品，如葡萄牙总统专门赠给他的矿石，印度友人赠给他的工艺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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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大光到洛阳的两个地质队视察，市里领导知道后到住处看望他，并赠送他一套唐三彩。大光自己搜集了许多珍贵文物，对这种仿古制品并不感兴趣，于是婉言谢绝。可市委书记和市长一定要送，大光推辞不掉，便拿出些钱来，说我还是买吧。这套买下来的唐三彩带回北京，被遗忘在
办公室的角落里，连包都没打开。可不知谁向中央告了一状，说孙大光把洛阳的出土文物拿回来，据为己有。大光知道了很生气，当即叫秘书把唐三彩寄还洛阳市政府。
我有时想：倘若大光不是共产党人，而是20世纪以前的贤达人士，那么，他也会像孙叔敖、林则徐或翁同龢一样是个清官。
孙叔敖是楚国令尹，也就是宰相，他一生自奉极俭，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位清官。相楚之时，他曾在寿县西南规划开凿芍陂水渠，其面积有十几个昆明湖大，现在叫安丰塘，乃我国四大
水利工程(另三个为都江堰、漳河渠、郑国渠)之一。
翁同龢是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与孙家鼐同为帝师，位极人臣。翁同龢为官40多年，其中任户部尚书(财政部长)十年，但却滴水不沾。被西太后开缺还乡后竟两袖清风，晚年生活尚需亲友和门生接济。
林则徐最著名的业绩是虎门销烟和抗御外侮，其实在廉洁方面也是一方表率。他写有一副关于金钱的对联：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
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
我曾问大光：为什么不留一些画给子孙?大光说：“他们都是学理工的，并不懂画，如果给他们，他们不一定珍惜；若是有人买到手，那就不一样了，这些人肯定会好好保藏，留存于世。”我没有问大光为什么不留分文给子孙，我想，林则徐这副对联，似乎给出了答案——这些深涵哲理和远见卓识的文字，大抵也表达了大光的心境和思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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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想，倘若大光把价值亿元的文物和收藏化为个人财富，完全可以给子孙每人一幢别墅，一辆豪车，一笔几世也花不完的金钱……但这样一来，很可能为国家和社会造就一些平庸的消闲者。大光把全部文物和珍藏捐献给教育事业，且不给子孙留下丝毫，决非一时冲动之举，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抉择；在这一抉择中，显然含有对腐败的极端厌恶和自己身体力行反腐败的意味。
有一次我问他：你们当初满腔热诚，追求真理，参加革命，期望值肯定很高，没想到夺取政权才半个世纪，中国还有这么多腐败吧?大光点了点头，说历史有它自己的韵律和节奏，不以人们的善良愿望为转移；作为个人，我该做的，能做的，都尽量做了；其他的，我们这些人就无能为力了。
是的，这是他的欣慰，欣慰中也含有某种感伤。套用马克思的话来讲，那就是：我已经做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近年，中央在反腐败方面加大了力度，严肃处置了胡长清、成克杰等一批败类，令人称快。“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不过大光更多期望的，还是在体制层面上多有改进，即解决从上到下的有效监督问题，这是长治久安之根本。
进入耄耋之年，大光面对的一个重大人生课题就是生和死。古代有句话，叫做“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大光追求的并非安乐，而是不计功名利禄的平淡，平淡而来，亦准备平淡而去。1989年1月21日，大光执笔写了一份《关于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的建议》给中共中央：
中央书记处：
移风易俗，丧事简办，是我党一贯倡导的方针。组织遗体告别仪式，对死者无补，对生者无益。对于死者，他们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党和人民；而在他们去世之后，却要耗费国家和人民并不富裕的财力，这有悖于他们生前的追求和理想。对于生者，为了参加遗体告别仪式，部门领导、甚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不得不中断工作前往；每次参加人数动辄数百人、上千人，要浪费许多工作日和宝贵精力。而且助长了互相攀比之风，实在是劳民伤财。马克思、恩格斯逝世时，参加葬礼的都不过十数人，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典范。纪念逝者，发一纸讣告，在报刊上介绍生平，或发表文章回顾其功绩，已经达到了纪念的目的。对于一个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一辈子的人，去世后不给生者增负担，他在人民心中的形象会更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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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这封信上签名的人坚决要求身后不搞这种仪式，并把自己的遗体最后一次贡献，可作医学研究之用。并建议今后除开国元勋、在职的党政主要首脑(主席、总书记及总理)外，一律取消向遗体告别仪式。少数对人类有特殊贡献的大科学家及艺术家的葬礼，则由文化团体自行办理。
当前，有些基层领导干部及社会上丧事大办的风气又有所抬头，为死者立碑造墓、倾城送葬之举迭起，有的地方还趁操办丧事之机大搞封建迷信活动。这些不良风气严重妨碍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为了改变这种不良的社会风气，给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把我们的全部精力、财力都投入到“四化”建设中去，我们认为，移风易俗，勤俭节约，中央要做全国的表率。谨此，表示我们对中央的敬意。
这封信，得到肖克、陈锡联、王林、王磊、王幼平、文敏生、刘震、池必卿、李力安、旷伏兆、罗青长、赵武成、赵健民、钟子云，郑维山、贺晋年、顾卓新、曹瑛、梁必业、韩天石、焦若愚、曾志、谭友林、谭善和、赵毅敏等25位老革命家的响应和签名，并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这是真正的超凡脱俗，这是完全无我的境界，这是世界观的真诚袒露。能做到这一点，绝非易事!司马迁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从这个意义上讲，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都应朝此方向努力和逐步效法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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