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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下）(1)网

2015-05-11 01:00
    读了这些有胆有识、仗义执言的文字，我受到了震撼。在这封信里，大光同志批评了两位党的最高领导人，提出总书记应主要抓党的建设，指出应重视和调查中央领导人的子女问题。这在当时，需要何等的勇气!据大光的夫人张刚大姐说，大光写完这封信请她过目，并问她：“你怕不怕?”她说：“我不怕，你们中顾委委员不说话，谁说话?”
    大光在信中谈到，特别要警惕那些抬轿子的人。这使我想起了南斯拉夫：铁托在位时，全国各地都大兴土木建总统行宫。有好多行宫铁托并不知道，也从没有去过。不过铁托并非对行宫不感兴趣，他是克罗地亚人，自小喜欢打猎，因而对家乡为他建的狩猎别墅情有独钟。克罗地亚官员将海滨古城普拉市附近的一个海岛圈闭起来，供铁托每年到这里短期休闲，狩猎。这座“铁托岛”常年有300多名服务人员经管着，忙于培植树木，养花育草，饲养虎、豹、熊、鹿、羊、兔等禽兽。这个海岛，如今已成为旅游点，游人可以参观铁托住过的小楼，在他的会客厅和卧室里驻足。在参观的留言簿上，有人写下这样的话：
    占这样美丽的海岛建行宫别墅，让这么多人侍奉，还是人民公仆吗?
    一个为人民立下功勋的伟人，脱离了人民，又没有人监督，只能走向反面，变成人民的老爷，这是不是时代的悲剧?
    猎取人工饲养的禽兽，铁托觉得不过瘾。另有一处秘密狩猎行宫在克罗地亚的大林莽中，铁托更喜欢，年年都到那里去打猎，打真正的野兽。为了保卫总统的安全，狩猎场附近有200多名保卫人员守卫，另有上千人的军队在外围封山。而所有这些人员皆隐蔽活动，故而铁托一概不知，一直被蒙蔽到辞世。他始终以为，每次到这里来都是轻车简从，开销最小，也最自由自在。
    在体制相似的中国，又何尝没有这样的事呢?1979年夏天邓小平携家人游黄山，保卫部门同样封了山：将从芜湖、南京、杭州等地来的旅游车全部挡在山脚，令其调头返回；另将山上的游人提前赶下山。邓小平见山里没人，不禁感慨地问陪同人员：黄山风景这样好，怎么没有人来观赏呢?说明他不知真相。一群在山上的大学生从“清山”中猜出可能有什么大人物来了，硬是不肯下山，守在半路上等候，结果等到邓小平的到来并高兴地同他合影留念(后登在《人民日报》上)。1981年夏天，邓小平、王震等领导人赴新疆视察，回程到敦煌游览。他们到敦煌的前三天，那一带就戒严了，公路也关闭了，从柳园去青海的汽车一律绕道走。他们参观莫高窟的时候，里面只有特地保留的少许香港人倘佯其中。这种保卫方式，显然是戒备群众并有损公众利益的，群众辄有烦言和不满也就不足为怪了。这类事情越来越多，于是勾起人们的回忆和感慨：50年代毛泽东曾在天津饭馆吃饭，60年代周恩来在北京坐过公共汽车，朱老总住在玉泉山时，经常于星期天和众多游人一道爬香山……
    在1989年第4期《瞭望》周刊上，登载了陈四益对孙大光的一篇访问记：《心所谓危，不敢讳饰》。文中引述了大光的一席话：
    像我这样曾经做过“官”的人，过去或现在比我的“官”做得更大或略小的人，总之，一切代表人民执掌着一定权力的人，在对待子女的问题上，严一点总比松一点好。当然，孩子大了，他们做的什么事都要做父母的负责也不公平，但是我们应该建立和完善一套防止权力滥用的合理机制。应该让孩子们凭本事、凭知识、凭奋斗，去完成他们的事业，而不是凭我们的权力、关系和影响。
    清除腐败现象，我想，关键也在于我们是否建设起了比较完善的、防止腐败现象产生的国家生活运行机制，并严格地实行监察和监督。这种运行机制，这种监察和监督，要真正奏效，就一定要有党内民主，要让大家说心里话；一定要实行舆论监督，有透明度，敢于揭露阴暗面；一定要有群众监督制度，使一切丑恶行为成为过街老鼠。 大学排名
    我们的领导干部，都是一定范围内的领袖人物。拿洗衣服做比喻，衣服干净与否，领子和袖子乃观瞻所系，是最重要的部位，而领子和袖子又是最容易脏的地方，要特别注意勤于洗涤。我们革命一辈子，就是为了把权力从腐败的国民党手里夺过来，为人民办好事。但是权力又是可以腐蚀人的，如果革命者被权力腐蚀了，用权力来谋私，那就有悖于当初革命的初衷了。
    大光当年投身革命，就是要铲除旧中国统治者的腐败，以及这一腐败所导致的国家的贫穷落后。如今，有那么多已经被铲除了的东西，如剥削、压迫、强权、贪贿、毒品、走私、娼妓等等重新泛起，他必然深恶痛绝。
    显然，当今中国社会第一位的严重问题是腐败，腐败是激化社会矛盾的总根源。腐败与政治体制的缺陷和弊端密切相关，想在不改革政治体制的条件下解决它，是非常困难的。美国学者阿密泰·艾乔尼谈到：清除腐败，“不是挑出一个烂苹果，而是应检查放置苹果的筐子。”所谓筐子，就是政治体制，就是监督体制。大光在给中央的信里所讲的，第一是下决心的问题，第二就是解决筐子的问题。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实则20年前中央就明确地提出来了。那时候，思路比较清晰，不仅有设想，而且内容具体。很可惜，同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政治体制改革显得扭扭捏捏，基本上原地踏步，甚至连提都很少提了。
    正因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所以大光建议专门召开一次中央全会，研究和讨论端正党风和惩治腐败的问题。可自十三大以来，中央全会研究讨论过党史问题，研究讨论过经济问题，研究讨论过农业问题，研究讨论过人事问题，研究讨论过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等等，就是没有研究讨论过民众最为关注、呼声最高的党风和反腐败问题。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在中共十五大召开之前，我去看望大光同志，他正在阅读十五大政治报告的征求意见稿。我问他：“关于反腐败，是不是又一带而过?”他说：“文字不多。我在上面加了一些字：反腐败必须雷厉风行、雷霆万钧、振聋发聩，才能收到成效。”我说：“能把您的意见加上么?”他说：“反正我该提的都提了。”语气中透出某种无奈。
    实际上，大光不仅是该提的都提了，而且身体力行，该做到的都做到了：为人要正，他一生皆正；为官要清，他点滴皆清。
    50年代初，大光任东北航务总局局长，在沈阳市内上班，夫人张刚则在市郊北陵的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任职，她和两个孩子住在那里。每到周末，一家人才能团聚。航务总局两个副局长提议动员张刚调到该局的教育处来，大光坚决不同意，说夫妻不能在一个部门工作。50年代末，大光担任交通部副部长，部里正好需要一位主管教育的司局长。有人提出把时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务长的张刚调入交通部抓教育，大光同样坚决反对。
    大光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更多的是身教。大光始终不许家里人和其他人用他的轿车，他说车是公家配给他工作用的，不能干私事。大光复出时，彭真、薄一波、王首道等老同志尚未“解放”，大光常去看望他们。后来，这些老同志复职了，有权了，他就不去走动了。但一些老战友的遗孀他还是去看，每年春节都拜望一下。有一次，大光对司机刘群起说：“我去看望一些老战友老领导，是因私用车，你记录下来，我付车钱。”刘师傅说：“你去看望一些领导，像赵紫阳、谷牧、王震等同志，不可能不谈工作吧?这到底是公用还是私用，我分不清楚，没法记。”大光想想，笑了，说是分不开，那就不记录了，但别人一定不能用这辆车。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这位刘师傅，从50年代到90年代，给李四光、何长工、刘杰、卓雄、宋应、邝伏兆、胥光义、张同钰、邹家尤等几乎所有地质部领导同志都开过车。在他的记忆里，有些部长是家里三代人都用车，公私不分，大事小事皆用。惟有卓雄和大光不许私用，且以大光最为严格。刘师傅给大光开车多年，不管去哪儿，回来时后备箱总是空的，绝没有任何土特产和赠品。由于大光自律甚严，下属谁也不敢给他送东西。
    据大光的儿子孙东梁讲，他一生中只“蹭”过一次父亲的轿车。那是他读初中的时候，有一天他午睡过了头，醒来一看要迟到，就不想去学校了。大光问明情况，说学习一定不能耽误，我把你捎到学校去吧。就这样，东梁搭父亲的车到了学校，没有迟到。
    孙东梁在下放山西期间结的婚，岳父是个普通工人。1977年，大光去了外地，刚好这时候东梁的岳父要来北京，而且是第一次来北京。东梁对刘师傅说：“我父亲不在，车也闲着，你看到时候能不能去车站接我岳父一下?”刘师傅说没问题，他做主了，去接。可过了一段时间，东梁一直没再提这事。刘师傅问他：“什么时候接呀?”东梁说，我母亲不让我用车，她说我姑姑身体不好，来北京都不接站。作为亲家，大光和张刚对待东梁的岳父是热情的，诚恳的，但不用车接送，对方还是理解的，且由此对大光多了几分敬重。
    1978年，东梁和五岁的儿子毛毛搭大光的车，到西四地质礼堂看电影。毛毛感冒了，看完电影便发起烧。刘师傅说我开车送你们回去吧，东梁说那可不行。刘师傅说孩子病了，一定要送，东梁这才同意刘师傅把他们送到平安里，只送到平安里，然后乘公共汽车回到和平里。
    张刚大姐也和子女一样，自觉不坐大光的轿车。1984年，她已离休两年，67岁了，有一天上午她要从菜市口到北太平庄的北师大去，主持召开一个扬州中学在北京的校友会。大光说，我去部里上班，你只能搭我的车到西四，张刚说好。车到西四地矿部大院，大光上楼了，秘书王宝才和司机刘师傅都提议用车送张刚去小西天，但张刚说什么也不肯，坚持自己坐22路车去了北师大。还有一次，张刚去江苏饭店参加同学会，她让孙子陪她乘公共汽车前往。由于是星期天，挤不上车，加上倒车误了时间，到达会场时会议已经开过一半。张刚在75岁以前，外出始终坐公共汽车。75岁以后，腿脚不大灵便了，才坐大光的车，多半是上医院看病。
    大光如此严苛，张刚这般自觉，似乎都有些不近人情。然而正是这种不近人情的恪守，才使这两位共产党人之品行如清风朗月，于无声中为众人、为后代树立了高洁的榜样。
    大光在1975年11月从和平里迁往百万庄申区居住。他发现餐厅里已经配了椅子，坚决退给行政部门，改由自己买，从西四家具店买了四把折叠椅子，每把35元。院子里需要绿化，他又是自己出钱，请刘师傅到月坛公园买回一些芙蓉树、榆叶梅栽上，还买了一些盆花。后来行政部门的同志看到了，说绿化应由公家统一管，不该由部长花钱。
    这次乔迁，大光给儿子孙东梁留下一个单元小房，另一个单元交还了地质部。五六年后，孙东梁所在的化工部单位分给他一套房子。孙东梁想把原来的小单元留给儿子结婚用，大光坚决不同意，硬让他把房子还给地质部。大光对张刚说：“领导干部超标占用住房，这是老百姓最反感的问题之一。如果东梁不交，我就把这事告诉化工部的领导，非逼着他交不可。”孩子们背后议论：许多领导干部都为子女甚至孙子谋房子，只有咱们家老爷子最革命，逼着子女交房子。不过议论归议论，他们打心里还是敬服老爷子的。
    孙东梁分到新房，要搬家，但却找不到车。他问父亲地质部有没有卡车，借用一下。大光说有车你也不能用，我给你出钱，你到外面去雇车好了。
    大光的哥哥是地主，1957年去世。哥哥的二儿子叫孙克泉，1954年生，长到二十左右，正赶上“文革”强调阶级路线，搞得连个对象也找不上。1977年地质部在系统内广泛招工，张刚瞒着大光把孙克泉介绍到华北石油勘探指挥部下属的一个地质队，当了一名学徒工。张刚给这个孩子定了约法三章：一不许讲自己是孙大光的侄子，二要老老实实工作，三不能给二叔丢脸。孙克泉一向夹紧尾巴做人，他牢记二婶的话，先在农场干了半年，接着当钻工、爆破工、钻机班长、汽车司机，后来去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搞石油会战6年，干得相当出色。从结束学徒期起，他年年是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多次立功受奖，各种荣誉证书摞起来有半尺多厚。他197年入团，1978年入党，入党填表时不得不写上孙大光是他二叔。周围的人听说了，都嘲笑他：尽他妈瞎扯!别说是部长的侄子，就是队长、科长的侄子，也不会当这又脏又累的钻工啊!……
    几年后，大光终于知道了孙克泉招工的事，为此非常恼火，和张刚大吵一顿，他说：谁让你干这种事的?中国农村这么多人，都往城里跑怎么得了?不行，必须把克泉退回去!张刚说你们地质系统内部招工，怎么就不可以招克泉呢?大光说那是招地质队员的孩子，不是机关干部的孩子。张刚说，就我所知也有招的，反正克泉从小就跟着爷爷过，你供养了他的爷爷，同时也供养了他，他应当算是你的养子；他进了地质队，干的都是别人不愿意干的又苦又差的工种，表现也很好，怎么就不行呢?大光仍旧不答应，坚持要退。后来，还是由于孙克泉自己表现过硬，此时正在沙漠里摸爬滚打，加上地质队的领导恳切说情，才使大光没有把他退回农村去。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可能与少年时代受苦有关，大光一贯讨厌大吃大喝，铺张浪费。在部里上班，所有的职工都去食堂吃午饭。大光不，他每天都自己带个饭盒，用小酒精炉热一下，吃得非常简单。有一次，他和张同钰副部长一道去密云的101队视察，开饭的时候，他带头和队里职工一样买着吃，吃最普通的馒头和炒菜。还有一次，他和朱训、夏国治副部长去燕郊一个基层单位，他得知那里已经准备了丰盛的午饭，就说走，再去廊坊的物探所和勘探所看看。结果到廊坊时已是下午两点多钟，勘探研究所的职工食堂早熄火了。所领导让炊事员做饭，大光说不必了，把剩饭剩菜热一下，我们随便吃一点算了。这一顿，三个部长吃的就是剩饭剩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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