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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想象与文化身分的建构──论西西的《飞毡

2015-05-30 01:41

(一)前言：
（1）历史的物质条件

以前的人相信历史的循环，现在的人相信进步，这是一种
对历史的想象投射……历史的想象要透过一定的「物质」条
件建立起来。博物馆、记录片、史籍、地图、小说和电影
在在地承载历史，又被历史想象规约着（梁文道，8）

一九九七年六、七月间的「回归」前后，香港的艺术中心举办了一个题为「九七博物馆：历史、社群、个人」的展览，分别以图像、文字、对象、录像和装置艺术等各项媒体，书写、记录和想象香港一百五十三年的殖民地历史，意图以香港本土的生活记忆与文化想象，抗衡官方属于大中华民族性的历史叙述；1上面引述的一段话，便是梁文道为这个展览写在场刊上的前言。梁文道的论述，带出两个重点：历史具有想象性的成分，而同时它又是存在于物质的建构之中。历史的存在，是基于人为书写的结果，书写的结果，是遗留下大量的物质记录和证明──无论书写的方法是文字还是图画，无论留下的记录是书本还是影像；但反过来，这些在时间历程中不断遗留下来的物质记录，又会不断成为历史延续性书写的材料，而在这种循环再造的关系中，历史的书写和阅读，便是依靠人类想象力的串连、再现和建构。因此，历史是想象性的，它的想象性是它真实的基础，而它的物质存在，是其内容的承载与规范；换句话说，历史不同的物质形态，开展了不同的想象性空间，例如梁文道指出的博物馆、记录片、史籍、地图和小说等，这种种不同的物质存在，因应其各自的物质条件和特性，以及曾被赋予的书写痕迹，便会展开了不同的历史诠释和意义。当人们汲汲于追寻自身的历史意义时，不过是为了要在时间里寻找线性的叙述、在空间里寻找横切的探索，以及在这当中的个人位置，这种在历史时空里寻找个人立足点的做法，便是「文化身分」的议题了。

早在一九七四年至七五年间，西西在她的连载小说《我城》里，已经指出香港是一个祇有「城籍」而无「国籍」的地方（143）。西西的话语，牵引的是有关香港的文化身分问题，所谓祇有「城籍」而无「国籍」，一方面反映香港「大都会」的（cosmopolitan）形态和性格，另一方面则隐喻了香港在「九七问题」涌现之前、及「九七回归」莅临前后，政治及文化认同上的困境。对于一个祇有「城籍」而无「国籍」的地方，到底该如何重塑它的身分内容、历史发展的渊源与轨迹？这篇论文，目的就是要在这种文化身分的认同危机与历史想象的意义上，讨论两本写于九十年代的香港作品：西西的长篇小说《飞毡》及董启章的《地图集：一个想象的城市的考古学》。前者以童话的书写方式与寓言的结构，重塑香港自世纪初开始百多年以来的社会图像，后者则借用对地图的阅读和考察，编写个人的历史想象。借用梁文道的话语，作为「历史」的物质建构，如地图、小说，本文的重点是要探索西西的《飞毡》与董启章的《地图集》，如何在历史书写的循环关系里，建构香港的文化身分。

（2）「文化身分」的定义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何谓「文化身分」（cultural identity）？根据曼纽尔．卡斯泰尔斯（Manuel Castells）的论着《身分的权力》（The  Power of Identity）的解释，「身分」（identity）是一种社会角色，指向人的生存意义与生活经验的来源，是个体在自我建构的过程中，逐渐达至的集体认同（6-7）。凯瑟琳．伍德沃德（Kathryn Woodward）认为，「身分」的界定，来源于多种复数的组合，包括国族的、种族的、阶级的、社群的和性别的，而每个人总又会常常在这些复合的身分角色间挣扎、磋商或妥协（7）。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在他著名的论文〈文化身分与放逐〉（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之中，更直接界分「文化身分」的两个层面──首先，他认为「身分」是一项通过建构而来的产物，并非天然而生，而是经由历史、文化、社会、哲学的发展和沉淀而来的结果，是人为的思维，非自然的现象；其次，「身分」的建构，永远存在于进行的过程中，而不是静止的，换言之，「身分」的含义，存在于不断的递变与构筑中──基于这两个前提，霍尔指出「文化身分」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单向性和寻找共同性的，一是异质性和寻找变化转移的；前者建基于对共同社群的认同，例如同属于一个种族的、性别的或社会阶层的，或共同拥有相同的历史、文化背景的人，都会合而为一，组成一个团体式的文化身分内容，这些人在同一个文化身分的卷标下，共同分享共有的历史、宗教仪式、社会及道德规律，这种文化身分的确订，基于「同一」（oneness）的原则，强调「本质」（the essence）(223)，例如中国人、黑人种族的国族认同，或基督教徒的社群界分等，都属此类，属于「本质性的身分」（essential identity）（225）。

至于第二类型的「文化身分」，霍尔认为是建基于「位置」的安放与定位（positioning），强调「异质」（difference），在寻求身分建构的过程上，着重的不是单一的社群或国族认同，也不是历史遗留下来的身分规律，而是人类作为个体存在的独特性；这种「文化身分」是复数的（cultural identities）组合，一个人可以同时拥有多重的文化身分（224）；譬如说，一个黑人女性，站在种族的立场上，她是黑人或有色人种（相对于白人），站在性别的位置上，她是女性（相对于男性），站在家庭和工作的岗位上，她可以是女儿、妻子、母亲或职业妇女。由此可见，「文化身分」是相对性的，众多的异质性结合之下，形成一个充满矛盾、冲突的身分内涵（例如职业妇女与家庭角色无法的调协，黑人女性在白人男权社会双重的歧视）。这种身分的建构，比原先的那一种更要充满各样变动的可能，甚至可以说，这种文化身分恒常地处于更改、移位、涂抹、增删或重塑的过程之中，唯其如此，才可通过异质的碰撞，突显身分多项层次的意义。

霍尔的论述，取向于第二类型「文化身分」的定义，当中值得注意的重点有三：第一，「身分」是经由文化塑造和建构出来的（culturally produced and constructed），而不是天然的生成（not given by nature）；第二，文化身分是相对性的，端赖是站在哪个位置来作出界定；第三，文化身分是恒常地处于浮移、变动、再造循环的过程中，因应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而蜕变。从这三个角度去看西西的《飞毡》与董启章的《地图集》是相当有趣的──八十年代中期升现于香港的「九七问题」，为这个城市带来前所未有的社会及政治震动，在前途争议、移民潮、中国大陆与英国政府此起彼落的政制骂战中，香港人开始积极思考自身的历史与个人的身分问题，从八十年代后期至「九七回归」之间的过渡时期里，重写香港历史、重构香港人的文化身分，成为香港文化、文学上两个重要的议题。结合先前提及「历史的想象」（historical imagination）的问题，《飞毡》与《地图集》，正是透过「重写历史」（rewriting history）的方案，以小说的艺术形式再造香港「文化身分」的内容，无论是西西的寓言构想，还是董启章的地图考据，这两部作品再现的，是一趟故事的演述、历史的想象，祇是这些演述和想象，及其对文化身分的理解和思考，都是建基于香港「九七问题」特有的历史因缘下，甚至可以说，是「九七问题」的历史议案，激发起香港作家对「文化身分」的探索。

（二）《飞毡》的「地域性」与「乌托邦」色彩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西西的《飞毡》，写于一九九五年，是她从过去的短篇作品〈肥土镇的故事〉（一九八二）发展出来的长篇小说，故事以花氏家族兴衰的过程为轴心，展现香港开埠初期至九十年代止百多年的历史风貌。全书分为三卷，卷一叙述香港开埠至四十年代的社会变迁，其中包括中西贸易与文化的交接、香港电影的萌芽（一九一三年《庄子试妻》上映）、平民生活的保守风气与手工业运作的情况；卷二写香港五十至七十年代的时代景观，当中涉及本地政治及经济的转型、政府公共房屋及教育政策的厘定与施行、国共内战及中共政权成立后的难民潮、李郑屋村古墓的发掘等事件；卷三是有关香港八、九十年代的城市形态，包括「九七问题」的侧写、文化身分的争议、信息与媒介社会高度的发展等。作为长篇的历史重构，西西的《飞毡》以神话和寓言的格局，配合魔幻写实主义（Magical Realism）的手法，虚实相融，以一个家族的兴衰、变化与更生作线性的串连，书写香港殖民地的世俗生活史，而在这个历史重构的过程里，小说呈示的是一个「本位主义」和「本土意识」的取向。

　　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在讨论「本土主义」（Localism）、「全球主义」（Globalism）及「文化身分」的关系时指出，「文化身分」的追认乃建立于对「空间」（space）与「地方」（place）的归属，而在追认的过程中，「本土性」（locality）与「本土主义」（localism）是其中不可缺少的影响因子，那是说，个体或社群的认同建基于他／她们对某一个地方、以及这个地方牵引和发展而来的血缘、生活模式、日常经验等归属性（102-103）；换言之，当一群人聚居于某个「空间」，在「时间」的进程上逐断建立或沉淀彼此共有的社会习俗、法律条文、文化历史的记忆、情感与情绪上的认同等，这个「空间」便会转移为一个「地方」，一个住着一群享有社会共识的人，这就是费瑟斯通论述的要点：透过人群日常的接触，便可把一个自然的空间转化而成一个（人为的）地方。2同样地，《飞毡》的历史构想，便是这种以「地域」作为伸展的本土土意识，说得实在一点，西西在《飞毡》里力图建构的，是一个「地方」或一个「城市」的从无到有──从历史的「无」到「有」、从文化身分的「无」到「有」，以达至无何有之乡的「乌托邦」（Utopia）的境界。正如费瑟斯通一再强调的，一个地域性社群的建立，源于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都市化」（urbanization）与「制度化」（bureaucratization）的进程（104）；而西西在《飞毡》中着墨最多的，也是香港在过去百多年殖民历史中，所经历的「西化」（westernization）及「现代化」（modernization）的状况。说到底，《飞毡》讲述的是花氏家族及围绕花氏家族的一群人，如何在一个地方落地生根和开枝散叶，当中有外来者，如来自突厥国（即波斯）的花里巴巴，有不知打从什么时候便已在这个地方生活的人，如花顺水夫妇，有从本土跑到外面去、又从外面跑回来的，如花一、花二及花初三，也有在本地土生土长的一代，如花艳颜和花可久，更有从中国内地逃难来的一群，如彩姑一家等等，汇聚而成一幅「清明上河图」式的景观，3并从而突显香港作为「移民城市」、「转口贸易港」的特性。这些形式式的人，因着各种机绿的巧合，聚在一处叫做肥土镇（即香港）的地方，建立了自己的家园，经历了各种时局的变幻、生老病死的规律，便慢慢衍出一分在血缘上或地缘上共有共享的认同和记忆。从这个角度看，《飞毡》的文化身分思考，建立于对一个特定「地域」的归属，西西对香港的历史想象，一方面从神话出发，在「虚空」、「虚妄」之中，建立「真实」和「实在」的存有，一方面从地域观念延伸，「肥土镇」既是香港的寓言，也是作者历史的缩写，演至后来，甚至成为西西个人乌托邦的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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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飞毡》的乌托邦色彩，曾有论者提出严励的批评，例如从大陆来港的黄子平认为，《飞毡》并非沉重、斑烂的「家族史」，却是「另一类平面织物」，采用「百科全书」式的风格，罗列肥土镇上小民百姓百年的生活史，但在童话式的结构与「凡事否极泰来的语调」下，对于一些宏大的主题如国仇家恨、天灾人祸等，却每每淡淡带过，甚至刻意逃避一些敏感的历史时段。另一位香港本土的小说作者关丽珊也有类近的看法，她指出《飞毡》彻底美化了香港的时空，小说呈现的是温婉的童话乐园，她说：「剔除了战争、沦陷、宵禁、股灾、大罢工、骚乱以及百年间的学生和政治运动以后，肥土镇变成一个轻盈的城市，轻至我无法适应（99）。」综合而言，这些论者认为，《飞毡》的历史图像，带有浓重的怀旧意味与美化功能，当中的地域性身分，建基于一种纯粹和谐的关系，而这种追求同化的「乌托邦理想」，却进一步抹平了现实处境中殖民地的权力关系，淡化而成一幅没有挣扎、斗争、矛盾和冲突的美好景像。4然而，重新和重头再细读西西写的百多个章节，便会发现这些论者最大的纰漏是错误地把《飞毡》当作一部「香港历史」来阅读，混淆了「小说艺术」与「历史实录」之间的分别，正如长期从事西西研究的邱心（陈洁仪）指出，《飞毡》对香港许多政治事件如「六七暴动」、「保钓运动」、「九七问题」等刻意的「悬空」，可从三方面解释：首先，这是基于小说以素淡的「风俗画」作为笔法的要求，力图表达朴实的民生为主，而不是尖锐的政治冲突；其次，《飞毡》着力描绘肥土镇的地方色彩，有助带出「身分认同」的主题，强化一种「吾乡吾土」的感情，是超越一切政治争拗与权力斗争的；最后，对照香港的现实情况，九十年代的香港前景，渐趋明朗，「回归」成为不争的事实，是时候作出总结性的回顾，而不是对前途出路的质疑，况且，《飞毡》未尝没有表现政治带来的社会变动，但祇从侧面着笔而已。5邱心的立论很有意思，她一方面反驳了黄子平和关丽珊等人的批评，另一方面却带出了阅读《飞毡》几个重要的切入点：小说创作与再现现实的关系，以及西西如何在《飞毡》里侧写香港的社会变动，并从而归结到作者对本土文化身分的认同及其「乌托邦」境界的想望。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先前说过，《飞毡》强调「地域性」的身分，「肥土镇」作为小说寓言的所在地，实际上是一个凝聚身分认同的地方；费瑟斯通也指出，强调本土的文化身分，必包含强烈的怀旧意识，力图从过去遗留下来的历史、图腾和集体记忆，寻找失去了的美好日子（the good old days），而这种怀旧思绪，又往往建基于「神话」（myth）的重构上，在家庭或本土意识的追认上，确立「集体的身分」（collective identity）；然而，这种本土的文化身分或集体意识形成的过程，却并非风平浪静、一帆风顺而无挣扎的，相反的，它必须面对和抗衡外在不断冲击的势力，整个过程充满各样矛盾、断裂的情状，同时也是因应这些外来的张力或内部的抗争，才进一步强化一个「地域」上集体身分的认同（105-110）。同样，《飞毡》的文化身分，建立在一个叫做「肥土镇」的地方，以及对这个地方的集体认同上；所谓「肥土镇」，研究西西的大部分海内外学者都会同意，指的就是「香港」；然而，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肥土镇」与「香港」的寓言性，肥土镇指的是香港，却不能完全等同于现实世界中的香港，这当中的关系，一方面固然是基于小说的艺术特性，文学创作不等同政治实体，两者的关系也不能单单简化为「反映现实」的规条，因此，阅读「肥土镇」，不能把它视作历史的文献或社会政治史的教学材料，以寻求当中有关香港的历史实录。此外，「肥土镇」与「香港」的寓言性，也建立于西西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她以陌生化的艺术技巧，把她心目中理解的香港，化成小说世界中一个虚构的场景，并让她的小说人物活动其间。
　　厘定了「肥土镇」与「香港」的寓言特性，便可进一步帮助我们理解「飞毡」的历史想象。小说在开首的时候说：「打开世界地图，真要找肥土镇的话，注定徒劳」（5），这句话在文本表面的意思是因为肥土镇祇是「一粒比芝麻还小的针点子地方」，即使将地图放大，亦祇能看到巨龙国（象征中国大陆），「肥土镇就像堂堂大国大门口的一幅蹭鞋毡（5）。」然而，另一方面，西西这开首的比喻，却还包含一层「潜文本」（sub-text）的意义，那便是小说结朿时「肥土镇」的消失与不存在：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秋天来了，秋雨并不常至，但要来的话，也像夏雨，尽最大的力气，彷佛是对人间的暂别……这些雨，这些水，都浸浴着、溶汇了自障叶的花粉，渐渐地，肥土镇变得透明起来，随着花顺记的隐没，肥水街消失了……最后，整个肥土镇，完完全全不见了。摊开一幅肥土镇的地图，地图变成白纸，播放一卷录像带，却是洗刷后的灰暗和雪花。写故事的人的桌上，只剩下空白的书页（513）。
《飞毡》结局时，肥土镇因受「自障叶」神奇力量的影响，竟逐渐的隐没，以至彻底的消失了，而整部小说的内容，到了这里，却变成了祇是叙述者「我」跟一个叫做花阿眉的人说的「故事」：「你要我告诉你的，关于肥土镇的故事。我想，我已经把我所知道的，你想知道的，都告诉你了，花阿眉。」（513）至此，西西利用类近「后设式小说」（metafiction）的口吻，把肥土镇的故事变成「传说」，可能是世代相传下来的，也可能是子虚乌有的，但现实中已无肥土镇的存在了；至于花阿眉是谁？是否花氏家族的后人？与书中的主角花叶重生、花艳颜、花可久等到底有什么关系？便无从知晓了，留待读者自行的想象。
　　《飞毡》结局的安排，显示了「肥土镇」在小说的叙述里，是一个寓言的构想，而不是实体的存在，它既是传说中的一个地方，也是一个梦想的所在地，亦即是西西的乌托邦世界。
　　《飞毡》的乌托邦色彩，很能说明「肥土镇」与「香港」的寓言性──小说第三卷的下半部，西西写「乌托邦之旅」（422-427），谈到「仿真理想的国家」，说及「桃花源」和「无何有之乡」，那是人们美丽的新世界，在那儿「过着和谐的生活，饲养山羊，栽种蔬菜和果树。他们读同样的书，吃同样的食物，互相尊敬，与大自然合而为一（427）。」西西的「乌托邦」理念，包含三个层面：第一，是见证了作者的自然观与环保意识，西西的乌托邦国度里，是一个与大自然合一融和的地方，体现的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齐一」的和谐与平等的境界，况且，西西不祇一趟的提及要建立一个没有环境污染的理想国，在那儿国民都有舒适的房子居住，人人能受到良好的教育，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病人得到医疗，老人受到照顾，空气清新，食水清洁，法律一视同仁，能自由进出及发表不同的政见；6可以说，小说的环保意识，最能表达作者理想国的模式。第二，作者在描述乌托邦的追求时，其实已侧写了香港的「九七问题」，《飞毡》的「乌托邦之旅」，无论是「仿真理想国家」、可以浑忘外间的世代和变迁的「桃花源」，还是可以避过伤害、自顾地生活的「无何有之处」，都象征了一处可以让人逃开现实景况、赖以安身立命之所，而这种意识形态，正折射了自一九八四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以来，香港人对「九七回归」的恐惧与不安，在联合声明签署的前后，民间的报章、杂志，甚至电视媒体，都纷纷提出了许多解决香港前途问题的方案，有些提出让香港独立，有些建议英国延长租约，而更有一些异想天开的，竟希望把「香港」搬走，在另外的一个地方重新建造「香港」；从这个背景的脉胳去看，西西的无何有之乡与乌托邦世界，并非毫无根据的，祇是她在小说虚构的基础上，隐寓了她对「九七问题」的关注和思虑，而事实上，因「九七问题」而触发的移民潮，从人类流徙的文化意义上看，何尝不也正是一群人向外寻觅乌托邦的旅程？可是，这个寻觅终究是徒劳的，因此，在第三个层面上，西西归结到「乌托邦原来就在肥土镇」，这种意识，彷佛带有经历万水千山以后回头重看自己来处的恍然大悟，任算如何风尘仆仆的寻寻觅觅，仍不及自己脚下的地方亲切；当然，西西这种透彻的体悟，一方面既来自她对现实处境的细微观察和理解，另一方面也源于她豁达的胸怀，所谓「乌托邦原来就在肥土镇」，浮现的是扎根于本土的文化取向。祇是，西西豁达的胸懹，仍不免带着悲情的思绪，即使肥土镇是乌托邦，但终究还是会消失的，她一再强调，没有人知道这座小岛，这块传说中飞来的土地，何时「会回到水中淹没，还是会默默地继续优悠地浮游，安定而繁荣（508）？」或许，西西也明白乌托邦是不会存在的，因此，她才安排美丽和谐的肥土镇在一切故事结束以后功成身退的隐没，而她心中香港的理想蓝图，便祇可永远以虚构的姿态和角色，存活于她的小说艺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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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毡》以童话的笔法、寓言的布局、魔幻的手法，建构一个以「地域」为中心的本土文化身分；尽管西西以地方志的形式、人物风情画的笔法，描绘肥土镇的百年变迁，处处流露纯朴的民生、善良的民情，然而，在这历史沧桑演变的过程里，这个地域的认同、文化身分的成形，也并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当中经历了许多日常生活的挣扎、社会的浮动与政治不可预测的变量。西西在《飞毡》里写殖民地的教育，盎格鲁文（英语）、龙文（书面中文）与肥土语（广东话）之间的语言决裂，镇上民居的狭小挤拥，官僚的贪污状况，经济的危机（银行挤提，社会转型后家庭手工业的没落）等等，无不清晰的显示了这个地方不断挣扎成长的痕迹，以及西西的社会意识；祇是，西西没有采用激烈的字眼、感伤的语调来描绘这些挣扎，相反的，她故意以轻松、活泼、乐观的文字记叙，目的是要反衬小镇上这些营营役役而又乐天知命的民众，如何以守望相助、自强不息的态度渡过艰难的岁月。也许，是由于西西这种以积极乐观替代怨天尤人的笔法，让不少论者轻率地误会了《飞毡》对香港历史阴暗面的漠不关注，殊不知在作者淡然处之的态度里，却处处流露机锋、处处隐现她对现实问题的批评与反讽。再者，无论世道怎样变迁，社会与经济如何转型，政治的内外冲力有什么阻挠，这个城市总有它应付的方法与适应的能力，这亦是香港百多年来经济奇迹的基础与社会民生的精神，这些都是作者刻意彰显的素质，是阅读《飞毡》时不可忽略的。

（三）《地图集》的权力论述
　　如果说《飞毡》的历史想象，是意在言外的寓言架构，那么，董启章的《地图集》便是以带有散文的论辩方式，企图通过对地图的阅读、考据和虚构，再现香港被殖民的经过和痕迹，从而展示地图的绘制与殖民权力的关系。相对于《飞毡》植根于本土地域的文化意识，《地图集》强调的是一个复合性的文化身分与殖民历史，内里充满挣扎、矛盾与权力斗争的游戏。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讨论「想象的社区」（imagined communities）的时候指出，人口普查（census）、地图（map）和博物馆（museum），是三项最能体现殖民者权力和想象的机制（163-164）。安德森甚至进一步指出，在历史上，尤其是殖民时期，地图的绘制，一方面宣示了殖民者对领土的管治权，同时又彰显了侵略者对殖民他人的空间性想象（164 ），地图与权力（power）是互相联盟的（173）。对安德森来说，「地图」是一个富于象征性的符号，用以「规划」王者的版图，而这版图，所论是实践性的还是想象性的，都是政治和军事权力的体现，而权力体现的结果，是土地、人口、资源的拥有。董启章的〈想象之版图──写在《地图集》之后〉说得更明白清晰，他认为「地图是多么虚妄，但又是多么的具体而实在地塑造着我们对空间／版图和时间／历史的想象」，首先，地图是「一种符号的运作，它和领土的观念是不能分割的，它「并不是客观事实的证据，也不单是记录领土划分的工具；地图的绘制本身就是把土地领属化的行为」，因为地图「在一开始就是统治者权力实践的有效方式。」董启章这种对地图与权力关系的理解，体现于他的《地图集》之中。《地图集》是一本难于界定文类的作品，尽管书的副题标明是「一个想象的城市的考古学」，但这绝对不是一个考古学的报告文体，更何况副标题上已呈现一种矛盾不协调的对立关系：「考古学」讲求的是实地的发现、实物的发掘、实证的考察，试问这又如何可以发生在一个「想象的城市」身上？同时，一个「想象的城市」是子虚乌有的，试问又从何考古呢？从这个矛盾并立的标题看来，《地图集》是一本虚实相间、真假互混，在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之间，重构香港历史的故事。正如董启章所言，地图是一种想象，体现的是权力的分布与伸展，那么，《地图集》一书的撰写，也是从地图的想象出发，在展开一幅一幅过去或存或殁的地图之余，重新再现香港殖民地历史的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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