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文化差异：对于跨文化知识状况的思考(6)
2015-08-30 01:11
导读：第二次会议有两位来自台湾的学者和三位香港学者加入了讨论。他们的加入使得话题变得更加多层次和更加富于歧义。这五位学者都有着很深厚的英文功底
第二次会议有两位来自台湾的学者和三位香港学者加入了讨论。他们的加入使得话题变得更加多层次和更加富于歧义。这五位学者都有着很深厚的英文功底，大部分都有长期
留学欧美的经验；他们对于西方理论和本土问题的理解方式与大陆的学者有很大不同，最根本的不同是对于民族主义和民族感情的处理方式：他们对于民族感情和民族主义问题保持着更为丰富的矛盾和怀疑心态，对于文化认同的理解也更具有反思性。相比之下，大陆的学者则对这些牵扯到感情与理论的复杂现实问题缺少足够的反思。台湾和香港视角的加入，使得我们有可能把大陆式的"中国想象"相对化和丰富化，更使得我们和港台学者之间在如何处理西方思想与本土的思想资源关系的问题上找到了某些对话的接触点。
西方的思想资源以什么样的方式切入本土的问题，并且如何在避免话语霸权的前提下参与本土的文化建构？这是一个自80年代以来一直困扰着中国学人的课题。实际上，不存在独立于东方的西方话语霸权，在很大程度上，西方的话语霸权是由本土的权力结构所赋予和利用的；如果说全球化的格局是一个权力关系的格局，本土的权力关系也并不在它之外。在认识到这一基本状况的前提下，我们有意识地在后来的讨论中加强了对于这个问题的揭示。在第四次讨论中，我们的主题是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围绕着战争责任所展开的一系列社会现实活动与理论之间的关系问题。比起前三次讨论来，这次讨论的气氛最和谐和热烈，但是碰撞出的问题并不少，只是这一次显示的分歧更具有建设性而已。
在这次会议上，我们请到了一位日裔的美国学者与会。他的参与使得中日的知识分子对话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定位更加具体化和明确化了。对于这位在日本知识界有着很大影响的学者来说，他的理论活动有着双重的现实功能，这就是以批判性理论面对美国与日本这两个异质社会的基本状况。他的方法是通过揭示普遍性与特殊性叙事的共谋关系，在理论的层面把两个社会的问题联系起来；另一方面，这种问题意识也反过来把他引向了那些历史上确实连接在一起的发生在日美之间的问题，比如在二战结束时美国通过建立日本的天皇制确保其在东亚的战略地位的问题等等。可以说这位学者提供了一个非常丰富的个案，提示我们如何恰当地使用理论的暴力性来打破僵死的普遍性/特殊性、西方/东方的格局，重新寻找问题的生长点。在他的讨论里，理论的批判性直接呈现为具有某种反历史倾向的、对于既成思维秩序的破坏，也呈现为试图建设新的思维秩序的尝试；二者的结合保证了其理论思维的活力，但是也暗藏着根本性的危机，这是一个关系到如何避免简单否定从而更谨慎地处理其与现有思维秩序的关系，以有效地介入具体问题分析的难题。就我们的讨论来说，这位学者的参与使得看似单纯的"中日"关系忽然变得复杂了，我们意识到，即使仅仅在"中日"这样的框架中进行对话，仍然要直接包容其他区域的问题，比如美国的介入问题，朝鲜半岛的定位问题等等。这些并未进入中国知识界视野的问题，才是真正的全球化格局的形态。ソ入活着的历史：关于战争与中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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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和日本的知识分子之间，是否能够形成真正的对话，其标志首先是我们能否就战争责任问题进行坦率和有效的交流，并通过这样的交流使相互间的思考推进一步。这样的尝试当然一直在很多学者之间进行，比如各种类型的有关战争历史的合作研究、讨论会、以及共同出版计划等等。这样的尝试所不得不面对的基本状况也是我们所不得不面对的：在中国和日本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之间，缺少进行坦诚对话的最基本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共有彼此之间在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为追究战争责任付出艰苦努力乃至牺牲的历史。尤其是作为加害国日本的知识分子，他们为了反省战争的历史责任和负起不再战的现实责任所付出的代价是中国知识分子知之甚少、或没有能力感受的。当中日之间的战争历史不能脱离整个二战格局尤其是太平洋战争来认识，以及战后的美国占领策略对于日本知识分子思考战争责任时基本路向的影响这样一些复杂的问题无法成为中日知识分子的对话前提时，有关战争历史的"合作研究"基本是在浅层次沟通与深层次隔膜的结合状态下进行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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