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文化差异：对于跨文化知识状况的思考(7)
2015-08-30 01:11
导读：知识共同体的对话当然也是在同样的前提下起步的。这一基本的隔膜致使我们无法在对话的当初就直接进入有关战争和革命的思考，而是在第三年的对话中
知识共同体的对话当然也是在同样的前提下起步的。这一基本的隔膜致使我们无法在对话的当初就直接进入有关战争和革命的思考，而是在第三年的对话中才真正进入了这个话题。这是一次虽然是初步的但是却取得了实际功效的对话，它廓清了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为今后的对话扫清了很多障碍。
作为一个必要的前提，这次讨论使战争责任的话题和中国革命的话题获得了国际共运史和冷战格局的背景。特别是日本和中国相对年长的知识分子的发言，使我们在一个更为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认识到了战争责任和中国革命的话题在不同历史阶段中所针对的是什么样的具体问题。一位多年从事包括追究战争责任在内的日本社会运动的知识分子指出，中国革命是中国人的历史遗产，也是世界人民的历史遗产，战后日本进步知识人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格局中曾经共有过中国人的感觉、观念和立场。但是毫无疑问，即使是这种被理解为共同的立场和观念，其实也是以自己的历史上下文为前提的。因此，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最基本的状况，那就是当革命与战争的话题一旦深入，我们都在某种程度上不自觉地认同于自己的民族立场。于是，在这个讨论中的另一个话题便受到了质疑：当有的学者试图把战争与革命放在东亚历史的脉络里来加以阐释，从而把近代以前的朝贡体系与现代史的认识结合起来的时候，这种视角伤害了一些日本学者的感情。事实上，在东亚学者之间论述东亚与西方冲击的抗衡关系是相对容易的，它并不伤害到论述者之间的感情关系；而论述东亚各国历史关系中的矛盾冲突的时候，甚至当人们试图把这种矛盾冲突对象化从而在与价值判断相区别的层面上加以阐释的时候，遇到的阻力竟然首先来自人们的感情。"大中国"与"小日本"的意象如此强烈，使得把东亚的战争与革命放在"中华文明圈"的历史框架里加以阐释的尝试立刻被理解为鼓吹大中华的思想。这个意味深长的事实告诉我们，其实在东亚三国之间，对于国民国家的感觉是非常不均衡的，我们通常需要借助邻国的人们对于"大中华"的抵触来了解所谓国民国家的出现在东亚具有的重新调整
国际关系的现实含义，而且要借助于历史来了解这种调节对今天的现实所具有的潜在规定性。何以中国人的国际感觉和全球化感觉总是面向西方的？这种面向西方的姿态与日本人面向西方的"近代"姿态有什么根本性的差别？这些问题在有关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讨论中以潜在的感情冲突的方式被碰撞出来，不能不说是一个收获。讨论到战争问题，一个最敏感的话题就是南京大屠杀。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规模和数字问题一直是一个看似简单却缠绕着多种纠葛的极其复杂的问题。很长时期以来，这个问题以一个极其单纯的方式被不断地再现，那就是中国人坚持30万死难者的数字无可更改，而日本人大多分成两派，一派指责这个数字不真实，另一派则试图以考证的方式证实这个数字基本真实。问题不在于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解决，而恰恰在于它无数次被人们以各种方式"解决"，却似乎从未被解决过，而且总是以几乎相同的方式被作为新的问题提出。这个特别的现象暗示着，在南京大屠杀的数字问题背后，集中着一个复杂的问题群，它不是通过数字的讨论能够得到解释乃至解决的。但是，通过南京大屠杀的数字问题，我们却可以有效地进入这个问题群，揭示它的基本结构。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在第三次讨论中，我们相对有效地进行了这样的对话，在中国与日本的与会者之间，产生了相当真实的共鸣。我们没有就南京大屠杀的数字问题进行表态式的对话，而是通过具体分析达成了一些基本的共识：战争问题作为现代性事件，首先是国家行为，我们不可能脱离国家间的对抗行为认识有关战争责任的实态；在南京大屠杀的数字问题上，首先体现着这样一个中国政府对抗日本政府的政治性立场。只要日本政府对于战争历史的态度不加以根本改变，这个数字问题就不会消失。其次，纠缠于数字问题真实性的并不都是否认日本战争责任的右翼分子，一些从事进步活动的知识分子和日本市民也在某种情况下表现出相同的态度，这是为什么？这是一个最难于清理的问题，它的症结在于日本的很多进步知识人在经历了五、六十年代的革命理想破灭之后，其基本思维模式被吸纳进冷战思维模式之中，在这个模式中，"国家"（特别是曾经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被简化为一个进步知识人必须加以对抗的符号，而同样被简化为概念的"民主"、"自由"模式则因其抽象性而遮蔽了它的意识形态色彩，从而被绝对化为普遍性标准。被冠以"科学"之名的"学术客观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充当了审判历史的法官。在日本部分进步知识人质疑南京大屠杀数字的姿态背后，隐藏的恰恰是在战后日本语境中发展起来的这种"政治正确性"。他们要表达的是自己对于中国"国家"的批判立场，是以"民主"和"自由"审判"集权意识形态统治"的政治正确性。因此，在中国与日本知识人之间出现的有关南京大屠杀数字的争论，其实不是由于一方正确另一方反动，而是由于在各自的语境里，它们都被视为具有政治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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