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文化差异：对于跨文化知识状况的思考(8)
2015-08-30 01:11
导读：在知识共同体的讨论中，这种政治正确性受到了质疑。不能不指出，假如没有两种语境的碰撞，这种质疑在单一语境中是不可能完成的。当日本知识分子指
在知识共同体的讨论中，这种政治正确性受到了质疑。不能不指出，假如没有两种语境的碰撞，这种质疑在单一语境中是不可能完成的。当日本知识分子指出对于南京大屠杀数字的质疑体现了日本知识界知识的抽象性时，这位发言者点明了一直被中国学界所忽视的一个重要的问题，这就是战争记忆的情感性如何才能成为进入历史的资源，而不仅仅是直观性的感情发泄。在战争问题上，中国的研究者固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但是这些研究仅仅作为对于历史资料的揭示而被专门领域所局限，还不能够成为当代思想建构过程中的有效资源；在此情况下，对于战争的研究无法触及中国历史和现实思想状况中那些最基本的问题，这反倒使得中国的战争史研究无法介入当代中国思想那些最活跃的部分；与此相应，中国普通市民和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没有把战争纳入思考更广泛的现实问题的视野，它基本上被就事论事地局限在对于战争责任的追究层面上，而作为保存战争记忆的重要资源，情感记忆并没有承载思想史的内涵，它不能够面对复杂的国际政治关系。因此，中国的知识状况恰恰与日本知识分子对于日本知识界的反省有某种相通之处，这就是知识的抽象性。当知识不能面对活生生的现实的时候，这种知识不仅会屠杀历史，而且会屠杀感情，使感情在无法与思想连接的时候不断被形骸化。中国的知识人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于对于战争历史的肤浅表态，并且使自己的研究仅仅用来论证某些既定的结论，并不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更是由于自身思维的惰性。只有当知识被抽象化之后，材料才仅仅成为材料，感情也仅仅是人的直观冲动；战争历史在这样的状况下被处理，它无论被处理得多么具体入微，都不会具有活的历史的内在紧张，因而也不会成为现代的思想资源。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知识共同体的部分讨论成果见诸2000年3月和6月的《读书》杂志。中日学者同时处理战争历史的话题并不鲜见，鲜见的是这组文章具有相当内在的相互补充和呼应的效果。当这样的补充和呼应发生在中国与日本的知识人之间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知识共同这样一个立场的可能性。
第四次讨论在第三次的基础上又推进了一步。对于战争历史的思考如何成为我们的思想资源是这次讨论的基本议题。通过对于一些个案的分析，又有一些新的尚待思考的问题浮现了出来。我们如何处理一种语境中正确立场的相对性问题？围绕着战争进行的一系列讨论无疑有助于揭示这一困境的存在。在一种文化的内部其正确性勿庸置疑的行为与话语，在进入另一种文化的时候却常常失掉它这种不言自明的前提，甚至被置于反动的保守的位置，这种相对性构成了所谓全球化语境中跨文化交流的最大难题；假如我们不能确保自己立场的正确性在任何语境中都是通用的，这是否意味着对于普遍性与特殊性共谋关系的批判需要进一步复杂化，或曰历史化？在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警惕借助于这种相对性的困境乘虚而入的文化本质主义，亦即在跨文化交流中拒绝他者的虚假开放姿态。在此基础上，我们的问题是：当跨文化交流形成了一种借助于经济全球化不断扩展的趋势时，我们要加以警惕的是一个悖论性的问题：一方面，我们不能不打破以各种外包装呈现的文化特殊论，这种论调排斥任何形态的他者，拒绝了文化内部的自我更新亦即文化内部的"跨文化"；而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警惕那种以抽象方式进行的"跨文化交流"，这种所谓的国际化消解了跨文化的所有紧张和冲突，也消解了这些紧张和冲突在自身文化内部的复杂上下文，从而成功地掩盖了跨文化所要直面的基本问题。我们不能不两面出击，在拒绝文化特殊论的同时拒绝抽象的普遍主义叙述。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对于战争与革命的讨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效的视角。尽管我们中间并没有专门从事战争历史研究的专家，但是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战争与革命所包含的复杂历史脉络和活生生的现实问题正面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从"为什么南京大屠杀的数字不容置疑"到"中国人是否很容易原谅日本"，这些最简单的问题引导我们进入了对于复杂的文化差异的追究和认识。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我们共同思考"我们亚洲人"是否是一个可以成立的说法，"亚洲"能够激发什么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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