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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动力学与文化传统变革的三类契机(1)(2)

2015-10-08 01:16 二．

知识演变的三个维度

叔本华（1813）在论及低等动物例如海星的‘理解力’时实际上是把动物感 觉器官的神经元和神经网络在漫长的自然演变过程中形成的突触间相互的连接方 式及传导系数当作了‘知识’－－－理解力作用于环境的结果（汪丁丁，2001a） 。自然结构是最低等级的知识，如同人工智能一样，后者的定义是：计算机表现 出来的任何行为，只要我们无法把这些行为与人类的行为区分开来，我们就说这 些行为是‘智能’型的（Gardner，1985）。物自体，一切存在于认识主体之外的 事物，如果它们在主体的意识中呈现为某种‘结构’－－－各个部分之间相对稳 定的关系，那么，休谟告诉我们：这是我们感觉到的事物在我们心理世界里引发 的‘因果性联想’。而叔本华再一次令人信服地指出：休谟的‘因果性联想’是 我们判断事物是‘客观’存在还是‘主观’意识的幻觉的唯一根据（第一类充足 理由律）。我在另一论文中论述了 ‘稳定性’ 在叔本华这一判断中的核心作用 （汪丁丁，1996c）。

沿着叔本华的思路再深入一步，一切‘物的秩序’，之所以呈现为有秩序， 不过是因为认识主体‘意识’到了或者‘理解’了这些叫做‘秩序’的相对稳定 的关系。叔本华和古代的赫拉克利特一样，认为‘世界’只是流变的现象之网， 一切都在流变，一切都处于‘过程’之中，如果没有理解力作用于这些流变的现 象，把现象之流的一滴水分离出来放在显微镜下，我们就不可能理解它的分子结 构。这一被‘静态化’了的现象于是显现出‘结构’，而结构又可以被进一步简 化和抽象表述为‘概念’，概念之间又可以出现结构，那结构再进一步被抽象为 概念，……如此无限进行下去，理性化的世界的层次就是这样构造起来的。但是 不要忘记了，概念的构造者，认识的主体，‘意识’或意志控制下的注意力，总 是生活在流变的现象界，总是感受到永恒的活火般的变动不居，所以，概念本身 也要演变，尽管‘概念’的天性是静态的、完备的、神圣的、和抗拒任何变化的 。演变的概念是真正的‘人’的概念，而不变的概念是‘神’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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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这一概念源于古代希腊。在长期演变中，这一语词早已失去了上述 的那种辩证法精神和亲切的生活气息，事实上，这一静态化过程始自亚里士多德 （汪丁丁，1999e）。黑格尔复活了知识的辩证法，把生活带给了康德哲学。而叔 本华则通过对黑格尔的批判把‘理解’还给了生活（汪丁丁，2001a）。

叔本华、黑格尔、和康德，他们的知识论有着上述的相互间的冲突，前两者 可以被视为是对康德的否定和否定之否定。叔本华之后，就我的阅读所及，西方 的哲学家们在理解‘理解力’方面尚未超越叔氏所达到的深度和所论述的清晰程 度。事实上，由于分工细化，哲学家或许早已把这项工作交给心理学家，脑神经 生理学家，和认知科学家了（汪丁丁，2001b，2001c，2001d，2001e，2001f）。

演变的知识有三个维度，其中第一维度，如上面论述的，可以叫做‘物的秩 序’－－－流变现象之间呈现给主体意识的相对稳定的关系及其静态化的概念建 构。但任何物的秩序都是相对于认识主体的意识而言的，没有‘主客两分’就既 不会有清晰的‘世界’也不会有‘知识’本身。但是一切基于叔本华认识论的哲 学努力都难免陷入‘唯我主义’的泥坑，因为外在于我的意志的‘物的秩序’包 括了其它的人和物，包括了整个世界。恰如继承了叔本华和尼采‘唯我主义’认 识论的萨特所言：意识的实质是‘虚无（nothingness）’，因为只有‘意识’是 外在于这个万有世界的（Sartre，1943）。

为了挽救叔本华认识论，我建议采取哈贝玛斯的路向，进入‘交往理性’的 论域（汪丁丁，1999f，2001b，2001e）。这一思路的三个思想渊源是：（1）米 德的社会交往基础上的自我认同理论（Mead，1912，1927，1934），（2）赫拉克 利特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哲学（汪丁丁，2001d），（3）皮尔斯和詹姆斯的实用主 义哲学和语用学（Habermas，1992；汪丁丁，2001e）。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当我们把体验着流变现象的认识主体放在与其它主体的交往过程中考察时， 我们意识到，如同‘盲人模象’的寓言所揭示的，投入到各个特定位置中的主体 必须经由对话才可能把握真确的知识。也就是说，第一维度上的任何关于‘物’ 的知识都只能从主体间的社会交往中呈现给主体。主体经由社会交往而认知世界 与自身，这被哈贝玛斯称为‘个性化过程（individuation）’。主体通过投入到 具体的社会交往过程中而获得的理性，被哈贝玛斯称为‘定位理性（situated rationality）’。最后，我们每个人在上述社会过程中意识到的我们自身的人性 ，被哈贝玛斯称为‘表演的个性（performative individuality）’。

知识演变的第二维度，也是个体获得真确知识的社会化条件，不妨被命名为 ‘人际关系’，与第一维度上的‘物的关系’相对应。人际关系其实就是‘制度 （institution）’，正规的和非正规的制度（North，1990；汪丁丁，1992）。 这一维度上最重要的制度包括‘语言’、‘宗教’、‘家庭’、‘政府’、‘经 济组织’、‘法律’、‘学术规范’等等。相应地，我们对这些制度的理解构成 ‘制度知识’。而按照制度分析的惯例，我们在第一维度上的知识被称为‘技术 知识’，因为那是关于‘物的秩序’的知识。

一般而言，作为‘物的秩序’的知识以特定的‘人际关系’为其存在的社会 条件，在特定的人际关系下获得存在的价值，并且反过来支持特定的人际关系。 这便涉及到了知识的第三个维度－－－‘价值判断’（evaluation）。

知识必须有意义，才可能吸引主体的注意力、被存入长期记忆、并且被传递 给其它主体，从而进入知识传统。‘3K微波’，对于不理解它的科学价值的主体 没有任何意义，从而仅仅作为‘噪声’存在着。一项知识，当它因世事变迁而不 再具有意义时，它的生命也就完结了，它将逐渐被遗忘，从注意力和传统里消失 。‘吐火罗语’，除非你关注中亚文明在中西文明交往中的作用，将不再引起你 的注意力和进入你的记忆。 中国大学排名

知识的三个维度－－－‘物的秩序’、‘人际关系’、‘价值判断’，它们 之间存在着如下的关系：（1）物的秩序对人际关系的影响。例如农业的知识，在 第一维度上是一种关于物的秩序的知识，但农业的实行要求权力在社会成员当中 的重新分配，熟悉‘天象’的人获得了最高权力，儿童和女性则掌握较小的权力 。在古代埃及，金字塔建筑师的社会地位仅次于法老。当物种面临生存危机时， 生殖崇拜与女性权力就会成为人际关系的主导。互联网的发展使得信息技术工程 师在企业权力分配格局中占据了前所未有的位置；（2）人际关系对物的秩序的影 响。这就是所谓“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技术”的含义，北欧海盗财产分 配制度导致了火器和军事技术的高度发展。美国二战期间防空火力配置导致了‘ 控制论’与‘优化算法’的创设。“社会需要比办十所大学更能推动技术进步。 ”那是因为社会需要为技术进步提供了经济激励，百分之三百的利润率使企业家 决心作那‘疯狂的一跃’；（3）人际关系对价值判断的影响。这一作用相当于马 克思说的“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决定了‘金钱话 事（money talks）’，所谓‘金钱拜物教’。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制度则 鼓励‘平均主义价值观’，中央计划的政治经济体制导致了可以叫做‘职权拜物 教’的对人的职务和与职务联系在一起的官僚权力的崇拜。“在社会档案里”， “将军的儿子”，“骗子”，……我们从来不缺少这方面的案例；（4）价值判断 对人际关系的影响。用马克思的语言，就是“上层建筑对基础的反作用”。我们 的经济体制改革难度没有经历过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的压抑吗？我们的知识分子 难道已经无须面对“耻于言利”价值判断的约束了吗？所谓“制度复制自身”， 就是旧制度通过其意识形态控制下的‘接班人’来复制自身；（5）价值判断对物 的秩序的影响。这是价值在物上的投影，如果金字塔确为古代法老所修建，那么 金字塔就是最杰出的将价值投射于物的例子。必死的人，出于对永恒的追求，总 要试图将自己的价值投射到不朽的物身上。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无 非追求‘不朽’而已。从这一角度看，我们可以说：“有什么样的价值就有什么 样的物的秩序”；（6）物的秩序对价值判断的影响。这就是康德说的“天上星辰 与心中道德”之间的关系，当我们窥见‘永恒’时所引起的景仰和追求‘崇高’ 的心境。古代贤哲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为知识之大境界，张大千以沉潜于 名山大川为绘画灵感之源泉，林语堂于印度洋上观望天空云团交替而感慨人间世 事，小普林尼目睹维苏威火山埋葬庞培城故深喑人类之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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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知识过程的三个维度之间的六种作用力构成我所谓的‘知识动力学’的 要素。在我看来，我们的每一项知识，我们获取这一知识的过程，这一知识在我 们理解的世界里的演变方式，统统取决于这三个维度之间的相互作用。

由于传统演变的‘路径依赖性’（汪丁丁，1992，1993，1997e），‘锁入’ 稳态均衡是特定传统演变中的通例，而背离均衡的变革是特定传统演变中的特例 。这里使用了‘特定传统’，是要表明对某个具体的特定传统而言。特定传统或 文明，诚如汤因比所见，如有机体一样有自己的生命周期－－－生、老、病、死 。但是又如前述伽达墨尔所见，每个特定传统都只是更大传统内的子传统并且参 与构成了大传统的历史多元性，从而一个特定传统的消亡或锁入，并非意味着整 个传统的消亡或静止。人的历史的常态是变动不居是演变是从内在冲突中获得生 命力量。

时装，可以作为例子来说明知识动力学怎样应用于社会现象。时装本身是‘ 物的秩序’，对多数人而言，起初不具有任何重要意义，典型如我自己保存着的 一面大红旗，那是文革时代红卫兵运动的遗物，现在十几岁的青年人不认识它， 把它当作衣服箱子的衬底。封尘许久，突然间价值观念变了，怀旧、复古、老照 片，把文革遗物都翻腾出来展览。或许是思考一段难于忘怀的历史，或许是消解 一种意识形态危机，总之，为了人际关系中发生的当下的变化而‘怀旧’了。于 是在最新潮的服装里面出现了红色和军绿色，出现了五角星和镰刀斧头，出现了 纪念章和头像。我那面大红旗，或许会带着它独特的历史意义被裁剪成时装，变 为政治波普，追赶马路时髦。然后，它或许在马路上遇到知音－－－颓废派、新 左派、前卫艺术家、知识考古学家……，全凭偶然，因为‘机遇’是历史多元性 的理性前提。那知音于是把这面红旗视为‘符号’从里面看出格外的意义，那意 义或许对现存的意义具有颠覆性，足以说服更多的人放弃现存意义－－－符号的 职能之一便是传递这样的反抗。最后，偏离现存均衡点的社会实践开始了，人群 被符号动员起来，批判的武器转化为武器的批判。……当新的制度确立起来时， 引发了新的意义，新的符号，和新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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