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动力学与文化传统变革的三类契机(1)(3)
2015-10-08 01:16
导读：三． 文化传统变革的三类契机 我之所以要讨论文化传统而不是知识传统或其它任何传统的变革，是因为如 第一节所论，文化传统是我们生存的社会条件，
三．
文化传统变革的三类契机
我之所以要讨论文化传统而不是知识传统或其它任何传统的变革，是因为如 第一节所论，文化传统是我们生存的社会条件，于是文化传统的变革可以通过第 二节所论‘知识动力学’的框架被纳入‘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围。
在我的理解中，当传统发生变革时，变革的力量，按照经济学原理，总是寻 找传统的薄弱环节实行突破。我把这一看法总结为“在传统的边缘处创新”。必 须澄清的是，成功的传统创新更主要地来自传统内部，而不是外部。因此，在传 统的边缘处创新应当理解为主要是从传统内部走向边缘，而不是外在于传统。经 济学学术传统的创新是如此，中国文化传统的创新也是如此。很难设想非经济学 家来实行经济学的创新，或者外国人来从事中国文化传统的转化。
因此当我们考察传统变革的契机时，必须明确传统的特殊性，明确说明所论 的是什么样的传统，是偏重于哪一个知识维度的传统。显然，宗教信仰的传统比 工业技术的传统更偏重于知识的‘价值判断’维度，而后者又比收入分配方式的 传统更偏重于知识的‘物的秩序’维度。给定了所论的传统，从知识的三个维度 便导出传统变革的三类契机。下面我仅以文化传统变革的契机为例说明这一知识 动力学原理。
‘文化’，如钱穆先生所论，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组成的人类生活世界里 ，偏重于概括精神生活，对应于偏重概括物质生活的‘文明’。基于这一判断， 文化传统是更偏重于‘价值判断’维度的传统，虽然它绝不能独立于知识演变的 其它两个维度。
文化传统变革的力量或冲动，如果是来自传统内部的话，那么按照上述的理 解，它应当是从‘价值判断’的变动引发的，这是变革的第一类契机，它来自传 统的内部。但是出于变革阻力的作用，经济学原则告诉我们，成功的变革更可能 发自传统的边缘处。也就是说，变革的冲动可能从文化传统的‘人际关系’和‘ 物的秩序’的维度产生出来，最终改变‘价值判断’。这是文化传统变革的第二 类和第三类契机。注意，这里维度的顺序并不意味着距离的远近，引发文化传统 变革的，很可能是技术的力量，例如‘船坚炮利’，然后人们才注意到制度方面 的变革要求，例如‘德先生’和‘赛先生’。如同一切现象学分析那样，我们必 须把变革的动因交给‘机遇’，而不是交给任何‘历史决定论’的机制。也因此 ，我用了‘契机’来刻划传统变革的动因。
文化传统的稳定性表现为对传统之内生活着的人而言知识的三个维度之间作 用的相互强化而不是相互冲突。例如，农业的秩序要求循环往复的创世神话作为 ‘价值判断’维度的支撑。后者又要求周期性的洪水泛滥与土地灌溉作为‘物的 秩序’维度的支撑。与这两个维度上的现存力量相适应和相互加强的，是在‘人 际关系’维度上的王权神授等级制度。因此，在任何一个长期存在的文化传统中 ，我们都应当预期某种‘超稳定结构’的运作，中国如此，印度如此，古代埃及 亦如此。即便在西方文化传统的‘线性历史’观念主导下，对太阳神的征服精神 的崇拜也必须定期地受到酒神崇拜的抑制。而现代西方人的‘线性历史观’则由 于东方的崛起而受到类似于酒神崇拜的抑制（不属于奥林匹斯族的酒神原本就起 源于东方）。
也就是说，传统的稳定性以三个知识维度之间六种作用力的协调为前提。那 么，传统的失稳可以在这三个维度的任何一个与其它维度的作用力相冲突的前提 下发生。
当作用力之间出现不协调的时候，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看，相当于维系稳定性 的费用增加了，从而传统稳定性可能难以为继。这导致两个方面的努力：（1）现 存秩序的既得利益群体的努力，这一努力指向‘价值判断’的修正，对‘物的秩 序’的重新阐释和再造，或者建构新的‘人际关系’。但由于变革来自传统内部 ，努力的目的是‘保守’而非‘革命’；（2）新秩序的既得利益群体的努力，这 一努力指向的，是建构新的价值观念，新的人际关系，和新的物的秩序。由于来 自传统的异己力量，它的目的更倾向于‘革命’而非‘改良’。
所有这些努力的效果，它们的‘合力’的方向和幅度，取决于现存传统的结 构稳定性的方式。例如，当外部威胁十分强大时，一切旨在巩固‘物的秩序’的 努力都可能获得更大的合法性－－－“发展是硬道理”，从而对价值判断和人际 关系发生更大的影响。而当外部威胁消失的时候，例如当前世界格局里的美国， 不再感受到苏联的威胁，其内部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上升为主导性的冲突，由此 导致‘价值判断’和‘人际关系’维度的作用力的加强，导致不同的意识形态对 现存秩序的不同阐释的冲突，而这些冲突不必顾及‘物的秩序’的稳定性，甚至 必须以伤害这一稳定性为化解冲突的代价。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如我一再论述的，把握上述各种努力的‘合力’，是一种变革的艺术，是政 治家和企业家实践的职能，不是理论的职能。
四．
结语
我曾经以康德的话表述过‘知识’与‘信仰’之间的对立（汪丁丁，2000d） 。但是在知识动力学的框架里，知识与信仰之间的对立被理解为一种张力，一种 赋予了传统以生命力量的内在冲突。事实上，信仰召唤着知识，知识论证着信仰 。
一般来说，任何一个‘概念’所代表的知识都可以在第二节所论的那三个维 度里展开和演变。最简单的概念如‘桌子’：我的询问可以从“什么是桌子？” 开始，试图找到概念的定义。然而这种在逻辑关系内部的努力（康德称为‘分析 的定义’）是徒劳的，因为定义所要求的是‘判断’，是将判断力作用于各个具 体的桌子并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异与共性（康德逻辑学里面的‘综合的定义’）。 但是每个具体的桌子都同时是历史中的存在物，其历史性是无法忽视的。例如， 我想象奴隶主会习惯了将奴隶的背当作书写的桌子亦或当作椅子，或如罗马贵族 所为，以妓女的腹部当作牌桌同时亦作观赏品。于是对‘桌子’的‘物的秩序’ 的定义把我们带到了知识的‘人际关系’维度里，在这里桌子有几条腿不再是问 题的实质（奴隶只有两条腿），桌子的功能也不再被视为‘桌子’的特征了（腹 部的供观赏的功能），至少，‘桌子’的多种功能使得它与其它功能的主要体现 物（椅子或观赏品）之间的差异变得很模糊。于是为了把‘桌子’定义得更加真 确，我们要求在特定历史中考察它的功能和意义。如果它同时具备许多功能与意 义，那么它的定义要求我们判断这些功能和意义当中哪个是最主要的和主导性的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进入关于‘桌子’的知识的第三维度－－－‘价值判断’ ，来获取我们关于‘桌子’的真确知识。例如，我可以想象，在公元第2世纪的罗 马贵族家里，最受客人青睐的‘桌子’应当同时具备‘平面性’和‘性感’这双 重特征，至于这‘桌子’的高度、形状、色彩、附加性质等等，一概要依赖于前 述的那两个特征。而当我把这一想象中的‘桌子’般到文革时代的中国社会里时 ，我可以想象很少人会同意那是‘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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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知识现象学’分析同样可以运用于诸如‘学校’、‘家庭’、‘企业 ’、‘政府’、‘武器’、‘权力’，等等概念的动力学过程。不过我更愿意把 这些分析留给我的读者（尤其是曾经在我的课堂里参与讨论的那些读者）作为思 考的习题。是的，这篇文章里所有的分析都可以被归纳为‘知识现象学’的分析 。不过，如我在第二节里指出的，现象学方法容易陷入‘唯我主义’泥坑，而拯 救现象学的途径之一是进入‘交往理性’的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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