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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与延续：近代中国乡村高利贷习俗的重新解

2016-02-17 01:15 第六类：粮食与粮食及其他实物的互折
债主不仅将粮食与货币相互折算，还常因季节价格变动将不同种类的粮食及其他实物相互折转，以加重对债户的剥削。
首先是不同种类粮食的折转，即春天借米，麦收后麦贱米贵，就以米折麦，稻收后米贱麦贵，就以麦折成米。如江苏武进县称“翻头利”、金坛县称“折粮色”，第一年春季借米1石，至夏季加利2斗，时米贵麦贱，每石米等于3石麦，若无力还米时，则将1.2石米折麦3.6石，到秋季收获后，米贱麦贵，就再将3.6石麦转为3.6石米；若再不还，到第二年夏季变为4.32石米，再折成12.96石麦，到秋收时又变成12.96石米，如此轮番折转，重重盘剥。（注：中共苏南区委员会农村工作委员会：《苏南土地改革文献》，1952年印，第539—540、539、540、395页。）无锡县有“八斗九年三十石”之说，也是以粮折粮的方法，借8斗米，经过9年，要还30石。（注：中共苏南区委员会农村工作委员会：《苏南土地改革文献》，1952年印，第539—540、539、540、395页。）武进县戴田村的周某以此方式放米2石，5年后即成70石。此类高利贷在武进县梅港乡称米麦“轮番打转”，太仓县称米麦“利加利”，常熟县称“捉麦账”，盐城县称“种子钱”。（注：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第217、20、61、439、47、61、140、216、439页。） 还有粮食及其他实物的混合折转。如武进县涂野村为斗、麦、纱、稻相互折算，一农民于春季2月借斗4.5石，麦收时折麦8.8石，此后又折成8包纱，稻收后再折成24.5斗稻。（注：中共苏南区委员会农村工作委员会：《苏南土地改革文献》，1952年印，第539—540、539、540、395页。） 以上只是对流行的能够归类的高利贷习俗做了简单的举例和描述，其他名目仍有不少，恕不赘述。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资料没有记载诸高利贷习俗的起源和演化，故无从知晓它们的增删流变。但是，从其他有关古代高利贷的研究来看（注：参见刘秋根、乔幼梅、韩大成等人的论著，兹不一一记录。），上述民俗有相当稳定的继承性。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民俗学讲究“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当然有其道理，但从类型和模式而言，也有其共性，只是表现形式略有差异而已，以上所述两个地区的高利贷习俗即可证明。（注：不仅在国内，其他国家也有可能存在类似习俗，如1920年代越南湄公河三角洲的佃农，因“缺乏生产和消费资金，他们被迫在稻谷价格昂贵的播种季节贷款，而在收获季节——稻谷价格奇低时——偿付与贷款等值的稻谷。其结果，地主的实际利率接近200％。”(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3页)这一习俗与中国乡村的“粮钱互折”是一样的。） 　　　　三 高利贷作为一种陋俗，对债户生活带来的影响是极深的和恶劣的，最突出的表现是有些债户被高利贷者掠去土地；有的被迫出卖房宅，卖儿鬻女；还有的将妻子、儿子送至债主家作佣人；更有一些债户陷入破产的深渊。总之，高利贷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人际的矛盾和冲突，危害了社会稳定。 流行各地的民谣表达了农民对高利贷者的痛恨情绪。如河北清苑的农民流传“八斗九年三十石，十个骡子驮不完，二十五年整一万，升升合合还不算”。（注：河北省统计局：《28年来保定农村经济调查报告》，载《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1988年增刊第2期。）山东胶东地区也有一首歌谣：“使了财主的钱，好比上贼船，利上又滚利，典儿卖女也还不完。”（注：朱玉湘：《中国近代农民问题与农村社会》，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45页。）在苏南等地流传“农民身上两把刀，租子重、利钱高；农民出路有三条，逃跑、上吊、坐监牢。”（注：中共苏南区委员会农村工作委员会：《苏南土地改革文献》，1952年印，第539—540、539、540、395页。）还有一首三字民谣，“驴打滚，印子钱，高利贷，利加利，一还三，年年翻，一年借，十年还，几辈子，还不完。”（注：江苏农村金融志编纂委员会：《江苏省农村金融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1页。）湖北宣恩县流传“背债是个无底洞，马打滚，利滚利，不知哪辈人还得清。”（注：龚人汉：《解放前的民间借贷及高利贷剥削》，载《宣恩文史资料》第4辑，1989年，第146页。）江西宜春县，农民称交租还债为“过三关，关关好似鬼门关。”（注：中国人民银行江西省分行金融研究所编：《湘鄂赣革命根据地银行简史》，1987年印，第79页。）在安徽肥西县上河派村，老百姓“称高利贷为黑心钱，绝子绝孙钱。”（注：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安徽省农村调查》，1952年印，第99、150、99、35、99、208、109、35、50页。）据费孝通先生的调查，江苏吴江县住在县城的高利贷者每人都有一个外号，如叫“剥皮”，“这一外号说明了公众的愤恨。”（注：费孝通：《江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5—196、201、196页。） 不仅如此，高利贷也一直受到社会精英的道义谴责。如吴辰仲说：“如果繁重的租佃是农村中吮吸农民膏血的魔鬼，高利贷就是寄生在农民肠胃中的毒蛇。它的残酷和势力的无孔不入，是难以其他东西来比拟的。”（注：吴辰仲：《浙江义乌县农村概况》，引自天津《益世报》1935年3月9日。）土地研究专家萧铮等人1936年向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交的议案中强调：“农民一经负债，即如投入万丈深渊而没由自拔，往往以小康之自耕农，寝假而流为佃农、雇农，甚至流离失所，铤而走险，以酿成今日哀鸿遍野，匪盗如毛之危状。”（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编，财政经济七，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01页。）也正因为此，高利贷也不具备合法性支持。上自中央下至各级政府都曾出台严禁高利贷的政策、法律和条例，如国民政府规定最高年利率不得超过20％。 然而，社会的看法、人们的呼吁以及政府的规定都没有取得什么实效，高利贷依然在乡村盛行，高利贷习俗并未因政府的法令而停止。（注：李金铮：《政府法令与民间惯行：以国民政府颁行年利20％为中心》，载《河北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应当说，高利贷的危害及其遭到贬斥是很好理解的，但人们不禁要问：高利贷如此之坏，为什么还能长期存在，为什么农民一直抱着不放？这岂不是非理性的行为？这一点正是理解高利贷习俗的难点和关键，但恰恰为人们忽视了。 众所周知，习俗是历史长期演化的结果，有其相对的独立性、稳定性和延续性。人生来就面对先辈们已经准备好的生活惯制，并予以继承和传播，社会习俗形成集体记忆，世代相传。另一方面，习俗之所以被人们接受，恐怕最关键的还是物质的或精神的需求使然。高利贷习俗主要是人们的一种物质需要，是为了解决生活中所遇到的资金或实物的不足，有其存在的内生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