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人类学研究述评(1)(2)
2016-03-20 01:08
导读:一 在中国人类学创立和发展的初期,人类学和民族学没有严格的区分。20世纪初至1937年,是中国人类学的创立阶段。这个阶段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初步
一
在中国人类学创立和发展的初期,人类学和民族学没有严格的区分。20世纪初至1937年,是中国人类学的创立阶段。这个阶段人类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初步发展,表现在西方人类学学说的介绍、田野调查的开展、相关教学机构和研究机构的设立、中国民族学会的成立4个方面。
抗日战争之前,西方人类学的许多著作先后被翻译出版,如林纾、魏易合译的《民种学》(1903年)、陶孟和等翻译的缪勒利尔的《社会进化史》(1924年)、许德珩翻译的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论》(1925年)等。据笔者不完全统计,1937年以前,翻译出版的西方人类学著作近20部。此外,也有一些中国学者根据西方著作加以编译,写出一些早期的人类学作品,如刘师培《中国民族志》(1903年)、陈映璜《人类学》(1918年)、顾寿白《人类学大意》(1924年)。林惠祥编译的大学教材《文化人类学》,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西方人类学最初把“原始落后的民族”或“异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因此中国人类学家最初也采取了相同的路径,开始进行少数民族调查。其中较著名的有:1928年夏,杨成志克服了诸多困难,首次深入川滇交界的大小凉山地区,成为“滇川民族学调查第一人”[1],后来写出了《云南民族调查报告》、《中国西南民族中的罗罗》、《罗罗文的起源及其内容一般》、《云南罗罗族的巫师及其经典》等一系列论著。1929年4月底开始,凌纯声、商承祖对东北松花江下游赫哲族开展调查,编写了《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1934年影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是中国人类学家编著的第一部民族志,至今仍被奉为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圭臬。1933年,凌纯声、芮逸夫、勇士衡对湘西苗族进行调查,写成《湘西苗族调查报告》,这“是20世纪前半期中国民族学的代表性成果之一,是国内学术界对湘西苗族的第一部专著”,是“我国民族学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2]。1934年10月,凌纯声、陶云逵还对云南傣族、彝族、佤族等进行了调查。1935年,方国瑜调查滇西傣族、拉祜、佤族等,出版了《滇西边区考察记》(国立
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1943年印行)。此外,还有林惠祥对台湾高山族的调查,颜复礼、商承祖对广西凌云瑶族的调查,费孝通与新婚妻子王同惠赴广西金秀对大瑶山瑶族的调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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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有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也对汉人社区进行调查研究。1930年,在吴文藻、许仕廉、步济时等人的主持和指导下,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在北京清河镇建立实验区,他们的调查成果由黄迪综合整理为《清河村镇社区》。李景汉主持了长达7年的定县社会调查,他所撰写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被认为是当时“最成熟的社会调查”[3]57-58。
1936年,费孝通对家乡江苏吴江县开弦弓村进行了1个多月的调查,调查报告后来题名为《江村经济》出版,被认为是人类学发展的里程碑式的著作。林耀华根据自己家乡的生活经历和对福建汉族家族的田野调查资料,完成了硕士论文《义序的宗族研究》。在美国
留学期间,他仍然以福建调查为基础,以两个农人家庭的兴衰为线索,用小说形式写成了人类学作品《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1948年出版,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再版),描写和分析了19世纪末叶至20世纪30年代福建闽江江边农村的社会文化生活,成为中国人类学本土化研究的典范。早期中国人类学另一里程碑式的著作是杨懋春写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这是他在燕京大学读
研究生期间,利用社区研究的方法对家乡山东胶县台头村进行调查研究的成果,著名美国人类学者林顿(R.Linton)认为它不仅是有关中国乡村最成功的研究之一,而且也是本土人类学研究迈出的重要一步[3]59。
1927年七八月间,
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这是国内最早的人类学研究机构。1928年3月,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成立,内分4组,第一组是民族学组,组长由蔡元培亲自兼任,成员有凌纯声、颜复礼、商承祖、林惠祥等人。另一个重要研究机构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9年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北平后,分为
历史学、语言学和考古学3组。人类学研究最初放在考古学组,1934年,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改归历史语言研究所第四组,即人类学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