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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谷(Tycho)天文体系的先进性问题——三方面的考

2016-04-17 01:00 一、问题的提出及其意义

16世纪末耶稣会传教士接踵来华，以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作为打人中国上层社会的主要手段之一，获得很大成功。在他们传播的科学知识中，以天文学最为重要。这是因为，天文历法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一直占有特殊的政治地位。①正是通过参与修撰历法和主持皇家天文机构钦天监，才使耶稣会士打通了进入北京宫廷的“通天捷径”。
　　对于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播西方天文学的动机，已有许多论述。认为这是一种帮助传教的手段，基本上可成定论。但动机和效果并不是一回事。对于耶稣会士在华传播西方天文学的客观效果，学者们意见很不一致。这一问题近来逐渐受到重视，有两种对立的意见。一种主张“由于他们的活动形成了中国与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的早期接触”②，因而应该肯定他们的功绩。另一种则是流行已久的观点，认为“正是由于耶稣会传教士的阻挠，直到19世纪初中国学者(阮元)还在托勒密体系与哥白尼体系之间徘徊”③，并进而论定：“近代科学在中国当时未能正式出现，那阻力并不来自中国科学家这方面，而来自西方神学家那方面。”④
　　然而，评价一种活动的客观效果，不应该只从这种活动的动机出发，更不应该从某些现成的、未经深入考察过的观念出发，想当然地作出结论。
　　由于耶稣会士恃以打通“通天捷径”的西方天文学是以第谷天文体系为基础的，在清代成为中国“钦定”官方天文学的也正是第谷天文体系，因此我们不得不对第谷天文体系予以较多的注意。这一体系在国内近几十年来一直被视为“陈旧落后”的，是对哥白尼日心体系的“反动”和“倒退”。这种说法流传甚广，被许多人视为定论，并且由此论断第谷天文体系在中国的客观效果——“阻挠”了中国人及早地接受哥白尼学说，乃至“阻挠”了中国天文学走上现代化之路。对于这种“阻挠”说，笔者已有另文论证其难以成立⑤，但第谷天文体系的先进性问题仍然尚待解决。本文打算从三个方面入手来考察这一问题。
　　此外，在评价一个历史事物是“先进”还是“落后”时，哪怕只是稍微进行一下较为深入的推敲，我们就会发现自己脚下的台阶是多么不稳。因此本文的尝试对一般的史学研究或许也不无些微参考价值。



二、先进的时间性

哥白尼的日心说正式发表于1543年(De Revolutionibus)，今天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评价它，断定它先进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依据什么判据断定它先进，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详见本文第三节)，但当时的欧洲学术?界却并不作如是观。而且，当时学者们怀疑日心说不是没有理由的。
　　日心地动之说，早在古希腊时阿里斯塔克(Aristarchus)就已提出，但始终存在着两条重大反对理由。哥白尼本人也未能驳倒这两条理由。第一条：如果地球绕日公转，为什么观测不到恒星周年视差?而这是地球公转的必然结果。哥白尼本人也只是用强调恒星遥远来回避这一困难。⑥但要驳倒这条理由，只有把恒星周年视差观测出来，而这要到十九世纪才办到(F．W．Bessel，1838)。布拉德雷(J．Bradley)发现了恒星周年光行差，作为地球公转的证据，它和周年视差同样有力，但那也是1728年的事了。第二条：如果地球自转，为什么垂直上抛物体仍是落回原处，而不是落到稍偏西的某一点上?这也要到十七世纪伽利略阐明运动相对性原理及速度的合成之后才被驳倒。可见，当耶稣会士们在中国参与修撰《崇祯历书》时(1629--1634)，哥白尼的日心说并未在理论上获得胜利。当时欧洲天文学界的许多人士对这一学说抱怀疑态度是不奇怪的。
　　对于当时的欧洲天文学界，这里有必要稍述其历史背景。多年来一些非学术的宣传读物给人们造成这样的错觉：似乎当时的欧洲，除了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等几人之外，就没有其他值得一提的天文学家了。又因为罗马教廷烧死了布鲁诺、审判了伽利略(这两件事本身就有极为复杂的内情，西方学者近来有许多深入的探讨)，就把当时的情况简单化地描述成“科学与宗教斗争”、“罗马教廷迫害科学家”，并进而把许多当时的学术之争都附会到这种想当然的“斗争”模式里去。而事实上，当时欧洲天文学家很多，名声大、地位高的还大有人在。正是这些天文学家、天文学教授组成了当时的欧洲天文学界。其中有不少人物是教会人士。比如哥白尼本人就是神职人员，而且地位颇高。后来在华参与修撰《崇祯历书》的耶稣会士汤若望(Adam Schall von Bell)、邓玉函(Joannes Terrenz)二人也在天文学上有很高造诣，邓玉函且与伽利略、开普勒都私交甚好，邓玉函、伽利略、开普勒三人又同为猞猁学院院士，这是当时第一流科学家方能得到的殊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