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君主研习儒学传统的形成及其历史效应(一(3)
2016-04-27 01:02
导读：武昭宣时期是汉代君主研习儒学传统的确立阶段。武帝即位后，发起尊崇儒学的努力，初次受挫于窦后势力，第二次终于成功，开创了儒家政治格局，儒学
武昭宣时期是汉代君主研习儒学传统的确立阶段。武帝即位后，发起尊崇儒学的努力，初次受挫于窦后势力，第二次终于成功，开创了儒家政治格局，儒学披上了帝王之学的光环。从帝王之师的人选方面看，主要由太子师傅和侍讲之臣两类人物构成。太子太傅、少傅之职品秩不算高，但为储君授学的地位是显赫荣耀的。武帝元狩元年立太子刘据，擢拔沛郡太守石庆任太傅。斯人“驯行孝谨”，“为齐相，举齐国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齐国大治”〔19〕，是恪守儒家道德又有些黄老无为倾向的君子型人物，学术上无所建树。太子少傅任安，文吏出身，西汉一大名士，于儒学亦无特殊造诣。所以这一阶段太傅少傅之职尚未完全以醇儒为任，这当是武帝不纯任儒生的指导思想所决定的。
昭帝因巫蛊之祸以幼冲承嗣登位，宣帝自民间入宫继大统，故皆无太傅之设。至宣帝立太子时，师傅职守以大儒充任成为常制。当时太子太傅之任，先后有《春秋》学大儒疏广，《尚书》学大儒夏侯胜，兼治《论语》《诗》学的名儒萧望之；少傅先后有疏受、夏侯建、夏侯千秋，皆博士出身的一流经学家。另有文吏出身的丙吉曾居太子太傅之任，系有恩于宣帝的旧臣，任数月即迁。此后，自元帝迄于东汉诸朝，莫不循由此制。如西汉后期任职者有《春秋》学大师严彭祖、《诗》学大儒韦玄成、匡衡、师丹、孔光等。东汉有王丹、张湛、桓荣、张佚、甄宇、张兴、桓焉等。这些硕学鸿儒多有著述传世，在两汉书中知名见纪；有些则创立流派，“别自名学”。他们卓越的学术水准，提供了高质量的儒学教育。
从研习的儒经内容看，汉初惠帝曾从田何生习《易》，并亲幸其庐以受业。武帝本来好文词，“尊公羊家”（即《公羊春秋》学），又曾习《尚书》，晚年又习《诗》。立卫太子后，诏太子受《公羊春秋》。“太子既通，复从江公私问《谷梁》而善之”〔20〕。卫太子死后，武帝有意传位幼子刘弗陵，遂擢光禄大夫蔡义以《诗》进授昭帝，又有博士、给事中韦贤“进授昭帝《诗》”〔21〕。昭帝《始元五年诏书》称：“朕修古帝王之事，通《保傅传》、《孝经》、《论语》、《尚书》，未云有明。”〔22〕昭帝死，霍光策立宣帝时称：“病已师受《诗》、《论语》、《孝经》，可以嗣孝昭，子万姓。”〔23〕宣帝在位时，“修汉武故事，讲论六艺群书”〔24〕，“善谷梁说”。元帝为太子时，“好儒术文辞”〔25〕，“张游卿为谏大夫，以《诗》授元帝”。疏广为太子太傅，“在位五岁，皇太子年十二，通《论语》、《孝经》”〔26〕。又有高嘉以《鲁诗》授元帝。“孔霸治《尚书》，孔霸以太中大夫授太子”〔27〕。萧望之“为傅，以《论语》、《礼服》授皇太子”〔28〕。元帝在位时“好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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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帝为太子时，匡衡以习《诗》，“拜为太子太傅”，“韦玄成明于《诗》、《论语》，迁为太子太傅”，“博士郑宽中以《尚书》授太子”，张禹“授太子《论语》”〔29〕，伏理”以诗授成帝”〔30〕。成帝“及为天子”，“好儒雅”〔31〕。
东汉光武帝早年曾在长安太学习《尚书》，立国后亦兼重古文经。明帝立为太子后，“师事桓荣，学通《尚书》”〔32〕。章帝“尤喜《古文尚书》，《左氏传》”〔33〕。安帝为长安侯时，“能通《诗》、《论语》，笃学乐古”〔34〕。
除了储君阶段由东宫师傅授学外，君主在位期间又有延师入廷讲授的做法。武帝本不喜《尚书》，后来见到专攻《尚书》的大儒倪宽，语经学，“悦之”，改变了偏见，曰“吾始以《尚书》为朴学，弗好，及闻宽说，可观”。乃从宽问一篇〔35〕。晚年又曾召见擅长《诗》学的蔡义，“说《诗》，甚悦之”〔36〕。昭帝幼年继位后，由儒臣韦贤、蔡义，夏侯胜入授于殿内。元帝“好诗”，谏大夫张游卿“以《诗》授元帝”，匡衡以治《诗》“拜为太子太傅，而事孝元帝”，后迁为光禄勋，居殿中为师，“授教左右，而县官坐其旁听，甚善之”〔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