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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君主研习儒学传统的形成及其历史效应(一

2016-04-27 01:02 两汉是儒学独尊的时代，以武帝改制为起点，儒家思想与王朝政治结下不解之缘。两汉君主尊儒崇经，稽古礼文，对儒学的研习逐渐形成儒家政治格局下的一大历史传统。封建皇权在儒学领域的理论行为，提高了最高统治者的政治文化素质，成功地维系了思想统治，影响到君主的临朝决策和治国施政。这种传统不仅赋予汉代历史以特殊的文化风貌和政治生态，而且也为后世王朝所承袭发展，历史影响十分深远。然而，把汉代君主作为行为主体，观照其意识形态层面的理论行为和权力运作，却是迄今研究视野中的一个盲点。因此，本文拟就此探溯源流，揭橥因果，以求教于史学同仁。
一
我国自三代以来，素有重视思想统治，“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的历史传统。在经历了秦代极端文化专制主义浩劫后，儒学超拔于百家之上，在汉初统治思想选择过程中被王朝正式接纳并定于一尊，开辟了封建意识形态统治的新时代。这个历史转折造就了汉代君主在儒学领域的一系列理论行为，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儒家的正统地位。在上述宏观背景之下，汉代“儒学皇帝”的文化形象和“亦君亦师”、实施思想规范的皇权职能，被从历史底色中凸现出来。
我们知道，由于阶级、历史的局限和社会的分工，封建君主大约从来也没有扮演过思想理论创造者的角色，汉代诸帝亦莫能外。他们在先秦以来庞大的思想遗产面前，不过是充当了一个选择、接受和规范者。所以，汉代君主的理论行为，不同于思想家创立观念范畴、建构思想体系的思辨形式，而是依次践履着从接受到规范的两步曲。前者大体上可称为君主儒学教育，但从君主对儒学的研习接纳角度表述，更能够体现皇权对理论需求、选择的主体意志；而后者实质是意识形态管理和一种特殊的思想统治。因此，我们只有超越单纯的教育史研究视界，才能触及应有的历史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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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研习儒术，这是汉代的一个创造，但君主教育却是三代以来早已有之的。接照先秦典籍记载，西周时期为天子及其储君置有专事教诲的师、傅、保等官职。《周礼》提到周代对国君的六艺之教，“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在西周制度下，王朝行政事务比较简单，主要内容是举行以祭祀为核心的各项礼仪活动以及维护统治的战争，六艺教育正是服务于西周贵族政治需要的。孔子创立儒学后，传授知识实现了由旧六艺到新六艺——《六经》的转变。《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但在东周时期王道陵夷、诸侯力争的形势下，儒家的新六艺之教并没有系统地施之于君主教育。秦一向有法家传统，统一天下后秉承韩非主张，“以吏为师”，“以法为教”，君主和诸公子亦无例外，如秦始皇“使赵高傅胡亥”，“教胡亥书及狱律令法事。”〔2〕汉兴，情况逐渐改观，随着汉家政治对儒学的接纳，对王朝统治者提出了较高理论素质的要求，重新塑造君主形象，适应新的历史使命成为时代的定位。
分而言之，这一传统的确立首先缘于最高统治者治国安民的需要。儒学上升为帝王学的奥秘，在于它是封建政治学的经典和帝王之道的载体，囊括了封建统治的基本原则、方略、典章制度和重要史鉴，正如班固所说：“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3〕这典型地反映了汉代人士的经典观。后世学者进一步概括为“孔子述作之旨，以学术括治术”〔4〕，因而它能够满足帝王明习统治方略和临政决策经验的基本需要。
其次，是管理学术事务，实施思想统治的需要。儒学是秦汉时期发展相对最完善庞大的学说体系，经纬万端，包容丰富，素有广博之称。汉代经学家又有远远超过《五经》自身规模的解经之说，使之成为“博而寡要”的烦琐体系。如何有效地驾驭规范这一意识形态工具，并利用它统一社会思想，施行礼乐教化，自然成为皇权职能的重要方面，最高统治者没有相当程度的儒学修养是难以胜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