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君主研习儒学传统的形成及其历史效应(一(4)
2016-04-27 01:02
导读：东汉时期，君主习经传统又有所发展。光武“以习经术而涉大位”，格外降意于儒经研习。光、明、章帝时期开创了又一个鼎盛阶段。君主习经范围比西汉
东汉时期，君主习经传统又有所发展。光武“以习经术而涉大位”，格外降意于儒经研习。光、明、章帝时期开创了又一个鼎盛阶段。君主习经范围比西汉更为全面，光武在位时，担任两任太子儒学经师的，先后有治《韩诗》的郅恽，治《礼》学的王丹、张湛，治《春秋》的钟兴，治严氏《春秋》的甄宇，治《尚书》的桓荣、何汤，治《易》的刘昆，治《论语》的包咸等，这种遍习群经的做法在西汉是没有过的。
东汉时以皇太子出身登位的君主仅明、章、和、顺帝，其余诸帝皆是以诸侯王支系入继大统，故后期帝王没有经过太子阶段的师傅教育，而是依靠儒臣侍讲之制实施经学教育，这也是与西汉不同之处。明帝既位后“常与桓郁居中论经书”〔38〕，又数召张ｐú＠②入讲《尚书》，相互论难经义，并任为郎，“遂令入授皇太子，为人质直守经义，每侍讲间隙，数有匡正之辞”。后来其子张蕃“以郎侍讲于太子”〔39〕。楼望习严氏《春秋》，亦奉召“入讲省内”〔40〕。章帝既位后，尤喜《古文尚书》和《左传》，诏贾逵入讲北宫、南宫，建初元年又召魏应、召训讲于禁中，校尉桓郁亦继传父业，入授章帝。和帝即位，富于春秋，桓郁“复入侍讲”，又有张蕃“以郎侍讲”，郎中包福“亦以《论语》入授和帝”〔41〕。安帝、顺帝时，有儒臣桓焉“以经授二帝”，桓、灵帝时侍讲之臣有刘宽、张济、黄琼、桓麟、杨秉、杨赐等。东汉侍讲，视为宫廷中大事，故有注籍记载之制〔42〕，作为君主活动的档案传之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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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先秦时期的史学观念
论赵翼的史书编纂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