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治久安”：儒家的治道(1)(2)
2016-06-25 01:01
导读：二、 “德主刑辅”——儒家的现实主张 但在儒家所处的现实社会，却不能绝对排斥法律刑罚。“德主刑辅”是儒家法律思想高度的概括，是儒家一以贯之
二、 “德主刑辅”——儒家的现实主张
但在儒家所处的现实社会，却不能绝对排斥法律刑罚。“德主刑辅”是儒家法律思想高度的概括，是儒家一以贯之的主张。究其来源，则是继承周代“明德慎刑”的思想而来。孔子思慕周公，损益三代礼乐，而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欲复兴周道于东方，他阐述自己的政治抱负时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3]
在孔子心目中，德礼显然较政刑具有优越性。“礼”是自发的实践和谐的行为，而“刑”则是对越轨行为的控制。无论“法”和“刑”看上去如何必要，它们的存在都表示了“礼”的失败。德礼和政刑虽同为维护社会人群秩序之工具，德礼着重于疏导，而政刑则着重于堵塞。德礼立足于个人，并以个人自身之人格的完成为归宿，进而可因众人人格的完成而达到社会人群之和谐。政刑则立足于外部之齐整划一，以强迫的规范来迫使人不为恶，以达到维持秩序于不坠的目的。德礼是从根本上转化、唤醒人自身的“德行”，使其自己悱启愤发，非仅耻于为恶，且能日进于善。政刑则为外力施加于人，虽有威慑遏阻的力量，却无导人向善的功用。
然而因人之德性的开发有先有后，有迟有渐，如孟子所说的有“先觉”、“后觉”的分别，即使“先觉”之人亦不能随时保持其德性之清明，那么就仍需要法律刑罚来为外部辅助的工具，虽然它在目的上或者原则上是可以废除的。所以孔子又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4]可见礼乐刑罚在他心目中都是为政的工具，不过在地位和作用上有差别罢了。礼乐教化是前提和目的，法律刑罚则为礼乐教化创造条件，是其实施的保障。二者有着目的和手段的关系。在地位上，礼乐教化是“经”，是治国的常道，而法律刑罚是“权”，是礼乐教化的辅助，是作为一种临时的局部的手段而起作用的。在运用上，二者存在先后顺序之别。治国必先之以礼乐教化，待其不行，则继之以法律刑罚，而不是反其道而行。因而他又说：“不教而杀之谓虐。”[5]但二者虽有地位上和运用顺序上的不同，却不是要使法律刑罚成为疲弱的、虚设的。相反，它应是礼乐教化的调剂和助力。二者是治国的二柄，将他们协调运用才能有效、长久地维护统治。《左传· 昭公二十年》载郑国执政子产向子大叔传授为政之道，孔子闻之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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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猛相济”的立场表明孔子推行德礼的同时也不拒绝使用政刑。据说孔子为鲁国司寇，三日而诛少正卯。后儒多辩说其事无有，这恐怕只是后人为维护圣人仁爱形象的私心，其实从以上论述推想，这个事情虽不必一定是真有，但总是可能有的。
三、“长治久安”——儒家的治道
中国自秦汉以后便是儒家的天下。儒家学说是正统的官学，是国家选拔贤能的标准；充斥各级政府的官员是熟读诗书的儒生；普通的民众自小接受的就是儒家忠孝伦常的教化。儒家的治道，即儒家的治国之道，是历代王朝实现长治久安理想的基础和关键。可以说，抽掉了儒家思想，中国传统文化就失掉了骨干，社会秩序和国家统治的维系便是不可想象的。
儒家的治道，可以析分为三个方面加以论述之，即德治、礼治和人治。然而必须注意的是，儒家的治道本是一个整体，德治、礼治、人治三者本是一，不过为了论述方便，且其所代表之涵义偏重各有不同，才勉强拆分而分别加以解析。
1、德治
德治简而言之就是以德治之。“德”在孔子则说为“仁”，在孟子则说为“仁义礼智”，在董仲舒则说为“仁义礼智信”，要之都是指人自身的“德性”。儒家认为每个人本身“德性”具足，不需外求，所谓“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7]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8]正因如此，所以只要因各人本身之“德性”而启发培养，使之越积越厚，最终便能达到“人皆为尧舜”。国民人格完善，自然趋善远恶，政治上便能无为而治，社会秩序便无法律刑罚的强迫力量也能自尔维持。所以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9]合道德与政治而为一，政治便是道德，道德便是政治，这便是儒家德治的心理学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