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的千座高原——游牧文化与网络乌托邦(1)(2)
2016-06-29 01:01
导读：在“奔小康”、“先富起来”、“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的召唤下，在“私家车”、“第二居所”等彰显财富身份的实践中，没有什么比发财梦更具有号召力
在“奔小康”、“先富起来”、“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的召唤下，在“私家车”、“第二居所”等彰显财富身份的实践中，没有什么比发财梦更具有号召力了。.com加网络股涨停，无疑最大限度地膨胀了网络在中国的神奇魅力。但好景不长，坏消息首先从盖茨的家乡传出：“伴随着鲜花、香槟、欢笑，还有几近狂热的‘战略投资者’而来的网络经济似乎还没有热透，2000年4月14日，又是一个黑色的星期五，股市的狂泻给人们当头浇上了一盆冷水：在纽约证交所道.琼斯工业指数一天内大跌616点之后，网络企业的一幕幕悲剧接踵而来，素以高科技企业股为首的纳斯达克指数在一周内下挫了1000点之巨，跌幅达25.2%。与此同时：微软市值缩水2390亿美元；思科1670亿美元；英特尔1000亿美元的市值顷刻间了无踪影。”5一个破产的美国哥们“实在不忍破产关门的网络幽灵饥寒交迫、流落街头、到处游荡而无家可归。于是，他创建了一个名为‘鬼城’的网站，将所有关门大吉的站名收集在案，以备‘怜花惜玉’的来者有个凭吊的去处，可追思昔日叱咤风云的网络英雄之风采。”6网络经济的神话在两个月之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的网络股也从“牛气冲天”跌到了万丈深渊，那些市场观察家的预言象以往一样一钱不值，网络市值没有在他们乐观而没有判断力的期待中一路好运。虽然网民、网虫、网恋一如既往，网上信息高速路仍然涌向四面八方，对“网”的认同并没有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但网络自身难以超越和摆脱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因此，当网络在中国落户并逐渐建立了霸权地位之后，对它的争论、质疑或不信任，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一、 游牧文化与网络政治
早在80-年代托夫勒未来学的著作中，他就描述过新的“游牧民族”的出现。这些新的“游牧民族”挣脱了社会身份的束服，以满足个人的自由作为最大的目的。于是，他们任意到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或是工作，或是旅游。几乎与此同时，中国也出现了“画家村”、“准歌星”或“文化打工族”部落。进入90年代之后，“漂”的一族开始出现，标志着中国新的“游牧民族”的诞生。美国著名职业顾问威廉.布里奇在《工作大转移》中认为：农耕时代人们在家里劳动，是自雇性质；工业时代人们走出家门，走进城市，进入企业，工作模式也由自雇性质走入终身雇佣制。信息时代的来临出现了“工作之死”的现象，员工不必在
办公室办公，而社会变化将更加迅速，今天能应付工作的员工明天未必能适应。布里奇认为，“工作”是工业革命后的产物，企业视员工为机器的一个零件，员工有等级制度里的固定位置，以及固定的工作范围、稳定的薪水。当这些呆板的工作模式逐渐消失之后，人们的工作和职业观念也将改变。“新工作”不评估员工如何配合环境，而是以他完成的每一项指定的工作内容作为衡量标准。在这种新的条件下，公司将改聘临时工、顾问，而天天上班、升职、60岁退休等根深蒂固的“工作”观念也将消失。7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但在中国，情况却非常不同，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处境，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不同地区明显呈现着经济和文化的巨大落差。一方面，是成千上万的民工离开土地涌向发达的中心城市，农村劳动力的过剩和人均可耕土地的紧缺，以及由此产生的生存问题，是他们离开家园向城市转移的根本原因。这一现象与布里奇所说的“工作大转移”没有关系，但它也不完全与工业社会时代的劳动分工完全相同。由于户籍、、教育背景、专业技能、身份等多种原因，他们既不可能完成雇佣者需要的“指定的工作内容”，又不可能享受计划经济时代“固定工人”的待遇。因此，他们并不是托夫勒意义上的“游牧民族”。8这个复杂的问题不是我们要讨论的内容。
另一方面，在中国的发达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像“跳槽”、“漂”这些动词我们已经不再陌生。那些走在时代前沿的青年已经在实践着这些新的生活观念。在中国大变动的时代，他们率先“揭竿而起”掀起了第二次“身份革命运动”。这是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特别是在媒体行业工作人，“人才流动简直比亲嘴的速度还快，其中一些知名的传媒精英，简直成了流动专业户”。《阅读导刊》曾专门采访了几个“爱跳腾”的传媒人，他们说：“只要不舒服就走人”，“人不流动就会死”。其理由是：“既然选择了媒体就不可能存在什么稳定感，在一个不稳定的产业里就没有‘稳定’这个概念。不是说我喜欢面临挑战，而是我喜欢自由自在，实际上在媒体工作就是今天想工作就工作，明天不想工作就不工作，你的选择会是多样的，当然着里边也包括对媒体的选择和媒体对你的选择，着里面变数很大，而且我觉得在媒体工作的变数也就是常数，没什么特别的感觉。”“说到离开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原因，往往是具体的，但还有一个大的原因在那里，也就是想寻求一个更能发挥自己的地方，要是再说一个更抽象的原因就是想寻找一种更自由自在的生活。”9 如果说八、九十年代之交“画家村”的画家或遍布城乡交界处的“准歌星”们，对自己还有“成功”的期许，还带着传统的“功名”观在寻找出人头地的机会的话，（事实证明，后来许多人实现了他们的期许，他们不仅在文艺界“爆得大名”，而且也过上了这个时代最时髦的“中产”生活，由于他们有“艺术家”的身份，因此他们对这种生活往往心安理得）“那么，这些“跳腾”的人，这些在“漂”的过程中体会“自由”的人，才真正完成了第二次“身份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