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托洛茨基及其评价问题(1)
2016-06-29 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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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在《视界》上读到杜建国先生的大文〈托洛茨基的真实面貌
偶然在《视界》上读到杜建国先生的大文〈托洛茨基的真实面貌〉（《视界》第6辑，2002年4月，以下简称〈托文〉）。真没想到现在也还有人对托洛茨基有兴趣，而且作的又是翻案文章，自然多了几分注意。但读过之后，却发现问题多多，尤其是在关涉托氏评价、以及对一些相关的史实和理论问题的读解上，作者的看法或过于简单、片面，或似是而非，让人不吐不快，且写出来，与作者一同讨论。
问题一：关于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异同」
从切入点看，作者写此文似是为反驳郑异凡先生的〈由「先知」引起的话题〉一文（载《读书》1999年第五期），这本属正常。但我不知作者哪来的那么大的情绪，以至文中对郑异凡先生的多处指责都有欠厚道，有些指责甚至连逻辑都不顾。比如，作者在谈到郑先生对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比较分析时，引了郑先生一句认为托氏与斯氏是「不共戴天的死对头」的话，然后又引了郑先生「斯大林的工业化和集体化是托洛茨基予以肯定的」，「斯大林的实践是托洛茨基所鼓吹的工业化的一面镜子」，「斯大林以消灭富农为起点在农村实行集体（化）」是「符合托洛茨基的主张的」等语，理直气壮地反问道：「既然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主张大同小异，那么他们又怎么会不共戴天的呢？」1这就很让人惊讶，「主张大同小异」就不可能「不共戴天」了吗？除了主张，还有性格、气质、以及个人恩怨、权力之争等等，都是足以造成「不共戴天」的因素。特别是具体到托洛茨基与斯大林而言，命运注定这两个人几乎是从一见面开始就处于互相敌视的位置，以至列宁逝前还在担心他们两人发生冲突以及由此引起的党的分裂2。这种同中有异──不是因为政见，而是因为其它原因形成的对立和冲突的情况，尤其在政治人物中并不鲜见。而况「主张大同小异」一语并非郑先生原话（对于托氏与斯氏的「主张」而言，是不好以简单的「异同」论之。上文因只考虑逻辑，对此未作甄别，下文将详论之），但作者只顾倾倒心中的愤懑，似乎顾不了这许多，仍沿着自己的逻辑挺进，紧接着竟发出了这样令人吃惊的责难：「尤其令人难以理解的是，郑异凡先生竟是在读了《先知三部曲》后来重复这种评价的，因为正是《先知三部曲》推翻了这种对托洛茨基的评价──如果不是说诬蔑的话。」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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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说《先知三部曲》是否「推翻了这种对托洛茨基的评价」尚需查证（下面我们将会看到），凭常理也该明白：别说《三部曲》的作者多伊彻本人就是个托洛茨基主义的热烈拥护者、崇尚者，他的著述和评价也只能算一家之言，就算他不偏不倚，真正做到了客观公正、全面准确，也不可能定于一尊，谁都不能表示不同意见；谁读了《三部曲》，谁就只有双手赞成的权利！？这叫甚么学术？恐怕多伊彻本人也不会如此缺乏自知之明吧？
更重要的是，所谓「这种对托洛茨基的评价」──即托氏早先提出来的加速工业化与集体化的主张，后来由斯大林所实现的说法，并不是郑异凡先生一个人的看法，而是国际学术界中一种颇为流行的看法──如果不能说公认的话。因此，包括《先知三部曲》在内，基本上持的也是这一观点，不知作者为何视而不见。且引几段如下4：
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左倾方针持一种相对赞赏的看法，承认它的积极意义。这一事实使托洛茨基产生了深刻的印象，甚至把他们搞胡涂了。
在十月革命11周年庆祝日，从莫斯科红场上传出的官方口号是：「警惕右倾危险！」「打击富农！」「抑制耐普曼！」「加速工业化！」这些口号响彻了整个国家，扩散到了最边远的角落，甚至也传到了阿拉木图。这正是托洛茨基长期以来试图说服党采取的政策！……可以这样认为，执政派现在被迫抄袭托洛茨基的思想，这一事实就是为反对派所作的最好辩解。
这两个对手的命运就是这样古怪，当托洛茨基被驱逐出俄国之时，斯大林却着手以野蛮的方式消灭俄国的落后和野蛮，仿佛是要经典马克思主义回流，而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将要实现托洛茨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纲领。托洛茨基是二次革命的真正鼓吹者和宣导人，但在其后的十年中，斯大林却是它的执行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