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２８：新文化危机中的鲁迅(下)(2)
2016-07-26 01:01
导读：重返文坛的他们不但没有走上五四新文学的道路，而是恰恰相反：一齐拿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主将们开刀，要彻底扫荡新文学和新文化。值得注意的是，他
重返文坛的他们不但没有走上五四新文学的道路，而是恰恰相反：一齐拿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主将们开刀，要彻底扫荡新文学和新文化。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政治上应该是反对国民党统治的，但在文化上却与国民党统治者保持着高度的一致，――都把五四新文化作为批判和否定的对象。他们否定鲁迅，嘲弄胡适，扫荡几乎所有的五四作家。他们竭力否定文学革命的成就，猛烈批判五四新文学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对《新青年》集团和文学革命的开创者进行扫荡。在他们看来，启蒙是浅薄的，新文化运动是不合时宜的，“胡适之流”的叫喊“力竭声嘶”，“其余一些半死不活的大妖小怪”不过是“跟着一齐乱喊”，新文化运动的“这些‘名流’完全不认识他们的时代，完全不了解他们的读者，也完全不了解自己的货色。”“他们不知道那时候的觉悟的青年已经拒绝了他们的迷药”。……面对五四新文学的中心北京文坛，他们认为是“一片乌烟瘴气”，所以需要“十万两无烟火药”。[21]他们认为一般的文学家大多数是反革命的，他们的文艺都是不革命或者反革命的文艺。
他们发现了新的文学道路，认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价值选择和五四新文学的精神取向已经过时，继之而起的将是无产阶级的文艺。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到了他的最后的一日，世界形成了两个战垒”，在这种形势下，“谁也不许站在中间。你到这边来，或者到那边去！……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根性，把你的背对向那将被‘奥伏赫变’的阶级，开步走，向着那龌龊的大众！”[22]如果有人不愿接受他们的命令，或者坚守五四新文化的价值立场，他们就要“替他们打包，打发他们去”，或者“踢他们出去”。[23]他们宣布：“不能和我们联合战线的就是我们的敌人！”“必须先把这些敌人打倒”！[24]他们从个人主义走向了群体主义，从轻视大众走向崇拜大众，因而不仅否定自我，而且否定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要求作家做一台“留声机器”。如果不愿响应他们的号召，他们的态度异常蛮横，正如郭沫若在《英雄树》中的回答：“那没有同你说话的余地，只好敦请你们上断头台！”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发布） 作为五四文坛上一个有影响的社团，创造社与太阳社一起，以这样一种姿态开始对五四新文学进行一次再革命，对五四新文化进行猛烈的反叛与颠覆。毫无疑问，它从另一方面加剧了新文化的危机。
四
面对创造社和太阳社对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的挑战，鲁迅进行了反击。他因此成为众矢之的，成了“中国的Don Quixote”，“为布尔乔亚汜当了一条忠实的看家狗！”[25]甚至是“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人物”和“不得志的Fascite（法西斯蒂）”。[26] 面对围攻，鲁迅没有退却。他不断迎战和反击，与之展开了长期的论战。
在过去的历史叙述中，人们往往从阶级阵线着眼而努力抹杀他们之间的矛盾，或者由于思维方式的局限而看不到冲突的实质，结果是使这场激烈论争性质模糊不清，焦点隐晦不明。直到今天，即使在一些“重写”的现代文学史上，也仍然是一笔糊涂账。那么，这场冲突的焦点究竟何在？其实，后人为适应某种需要或在种种限制之下做出的解释远不如当事人的感觉和认识更为可靠。郑伯奇在《文坛的五月》中曾经声明：“这不是我们和鲁迅的冲突，也不是创造社和语丝派的冲突，这是思想和思想的冲突，文坛上倾向和倾向的冲突。我们所批评的不是鲁迅个人，也不是语丝派几个人，乃是鲁迅与语丝派诸君所代表的一种倾向。”郭沫若在《“眼中钉”》一文中也曾辩解：“他们批判鲁迅先生，也决不是对于‘鲁迅’这一个人的攻击。他们的批判对象是文化的整体，所批判的鲁迅先生是以前的‘鲁迅’所代表，乃至所认为代表着的文化的一个部门，或一部分的社会意识。”应该承认，这些话是不错的。他们的确不是批判鲁迅个人，而是批判一种文化倾向，这倾向就是五四新文化的倾向。同时，鲁迅的抵抗和还击也并非仅仅出自私怨，而是守护一种文化倾向，这倾向也是五四新文化的倾向。考察其矛盾冲突，挑战者的进攻和守护者的抵抗都紧紧围绕着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交锋之点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一是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亦即五四文学以人为中心的人道意识；二是现代启蒙主义，即以改造国民性为标志的现代启蒙立场；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诞生的知识分子话语的独立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