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２８：新文化危机中的鲁迅(下)(4)
2016-07-26 01:01
导读：挑战者们以无产阶级的文学使者自居，自以为代表着新的时代，并且完成了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超越，鲁迅却看到了假冒伪劣，看到了新商标下
挑战者们以无产阶级的文学使者自居，自以为代表着新的时代，并且完成了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超越，鲁迅却看到了假冒伪劣，看到了新商标下的旧货色，毫不留情地揪出了他们新制服下面的老辫子。在〈路〉中，他曾尖锐地讽刺说：“上海的文界今年是恭迎无产阶级文学使者，沸沸扬扬，说是要来了。问问黄包车夫，车夫说并未派遣。这车夫的本阶级意识形态不行，早被别阶级弄歪曲了罢。另外有人把握着，但不一定是工人。于是只好在大屋子里寻，在客店里寻，在洋人家里寻，在书铺子里寻，在咖啡馆里寻……”因为在他看来，在这些地方寻找出来的决不是无产阶级的文学使者。在《文坛的掌故》中，他又说：“向‘革命的知识阶级’叫打倒旧东西，又拉旧东西来保护自己，要有革命者的名声，却不肯吃一点革命者往往难免的辛苦，于是不但笑啼俱伪，并且左右不同，连叶灵凤所抄袭来的‘阴阳脸’，也还不足以淋漓尽致的为他们自己写照……”在《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中，因为对方提到了林琴南，鲁迅写道：“旧的和新的，往往有极其相同之点――如个人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往往都反对资产阶级，保守者和改革者往往都主张为人生的艺术，都讳言黑暗，棒喝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都厌恶人道主义等――林琴南先生的事也正是一个证明。至于所以不行之故，其关键就全在他生得更早，不知道这一阶级将被‘奥伏赫变’，及早变计，于是归根结蒂，分明现出Fascist本相了。但我以为‘老头子’如此，是不足虑的。他总比青年先死。林琴南先生就早已死去了。可怕的是将为将来柱石的青年，还像他的东拉西扯。”
关于鲁迅对创造社太阳社的态度，后来的评论也远不如当事人当时的感觉更为准确。在《创造十年》中，郭沫若这样写道：“在这儿鲁迅先生又不费力地把创造社来和《论衡》派、鸳鸯蝴蝶派归为了一类，而使文学研究会承继着《新青年》和《终身大事》的正统。似乎创造社之成为文学研究会的‘新敌’，是因为该研究会声援了《新青年》。”“我们的鲁迅先生自始至终是要把创造社的几个流氓打进阿鼻地狱里去的。在未革命之前他们是流氓痞棍，在既革命以后他们还是流氓痞棍！”[39]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考察这场冲突，我们不难看到，虽然矛盾复杂，但的确带有新旧文化冲突的性质。挑战者以最激进的面貌出现，似乎实现了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超越，要把文学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所谓“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事实上，他们却陷入了一种貌新而实旧的境地：他们反对的所谓“旧式的作家”，正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先驱；他们所反对的所谓“旧思想”，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新思想。这些激情满怀的年轻人自以为超越了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却没有意识到他们以最激进的面貌出现，努力复活的却是旧传统。
进入３０年代之后，鲁迅参加了左联，但是，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五四新文化的守护。他加入左联之后的矛盾和痛苦，与左联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其根本原因都在于他虽然置身于左联之中，却仍然不愿放弃新文化运动中确立的现代性的文化目标。就整个新文化阵营的格局看，３０年代的鲁迅已经站在一个极地之侧，但是，正是在这个边缘之处，鲁迅以短兵相接的方式抵抗了各种对新文化的侵袭，顽强地守护着新文化运动的成果和来之不易的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空间。------------------------------------------------------------------------
注释：[1]《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Ｐ722-723。[2]《黄埔军校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版，Ｐ223。[3][4][5]《三民主义》《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Ｐ666，Ｐ666－667，680。[6]《
哲学与教育对于青年的关系》，此处转引自周策纵《五四运动》，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版，Ｐ474。[7]参见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新月》2卷10号。[8][9]《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10]《三闲集·在钟楼上》[11] [12]《而已集·扣丝杂感》。[13] [33]《三闲集·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14]《三闲集·皇汉医学》。[15]《而已集·小杂感》。[16]《三闲集·通信》。[17]《每周评论》第19号。[18]《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P591－592。[19]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20]郭沫若《革命与文学》，1926年4月《创造月刊》。[21][22][34] 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1928年2月1日《创造月刊》第1卷第9期。[23]《打发他们去》，1928年5月《我们月刊》创刊号。[24]王独清《祝词》，1928年5月《我们月刊》创刊号。[25]李初梨《请看我们中国的Don Quixote的乱舞》，1928年4月15日《文化批判》第四号。[26]杜荃（郭沫若）《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1928年8月10日《创造月刊》第2卷第1期。[27] 冯乃超《人道主义者怎样地防卫着自己？》，1928年4月15日《文化批判》第4号。[28]成仿吾《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创造月刊》1928年5月。[29]钱杏村《朦胧以后》1928年5月20日《我们月刊》创刊号。[30] [32]《三闲集－文学的阶级性》[31]钱杏村《死去了的阿Q时代》，1928年3月《太阳月刊）[35]冯乃超《艺术与社会生活》，1928年1月《文化批判》创刊号。[36]钱杏村《死去了的阿Ｑ时代》）[37]朱彦《阿Ｑ与鲁迅》1928年10月《新宇宙》创刊号。[38]钱杏村《死去了的鲁迅》，原载《现代中国文学作家》第一卷，上海泰东图书局1928年7月初版，引自《鲁迅和他的论敌论文论文出处(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