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新文化危机中的鲁迅(下)(3)
2016-07-26 01:01
导读:挑战者们否定鲁迅,首先因为鲁迅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们在鲁迅的文章中看到的是“人道主义者怎样地防卫着自己”,看到的是“人道主义者的裸体照相
挑战者们否定鲁迅,首先因为鲁迅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们在鲁迅的文章中看到的是“人道主义者怎样地防卫着自己”,看到的是“人道主义者的裸体照相”。[27]他们说鲁迅的文章“暴露了知识阶级的厚颜,暴露了人道主义的丑恶”。[28]由此可见,在他们眼里,人道主义不仅是浅薄的,而且是丑恶的。站在五四新文化的立场上,这种观点当然难以接受。鲁迅并不赞成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但是,他不能容忍对人道主义的简单否定。所以,当挑战者称托尔斯泰是“卑污的说教人”时,鲁迅在《“醉眼”中的朦胧》中说:“惟有在中国特别,知道跟着人称托尔斯泰为‘卑污的说教人’了,而对于中国‘目前的情状’,却只觉得‘在事实上,社会各方面亦正受着乌云密布的势力的支配,’连他的‘剥去政府的暴力,裁判行政的喜剧的假面’的勇气的几分之一也没有;知道人道主义不彻底了,但当‘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时候,连人道主义式的抗争也没有。”
挑战者们反对个人主义,强调一切必须服从组织,听从“时代”的命令。他们认为个人主义早已是一种腐朽的思想,象自由、民主一样属于腐朽阶级的意识形态,而鲁迅却“始终是一个个人主义者”,而不愿接受集体化:“‘因为我喜欢’,所以我要反抗,这不是革命党人的态度,这是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者的丑态。……他的出发点,不是集体,而是个人,他的反抗,只是为他个人的反抗。虽然有时也为着别人说几句话,我们若果细细地考察起来,究竟是抛不开‘我’的成分的”[29]他们说鲁迅倔强,任性,固守己见而不认错;说鲁迅沉迷于自由思想,说鲁迅仍然固执于浅薄的人道主义,等等,应该说都是不错的。问题在于这正是鲁迅坚持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方向。作为新文化的承载者,他不能不高度重视个人的自由,执着于把人从各种迷信和依附中解放出来的启蒙工程。因此,他对依靠某种政治势力或者军事势力而大喊革命文学口号不以为然,对以群体的名义剥夺个人的权利的确有点害怕。他一方面提醒人们注意“笔下雄纠纠,对大家显英雄”的人们与“指挥刀”的关系,一方面发出如此的感叹:“中国却有此例,竟会将个性,共同的人性(即林氏之所谓个人性),个人主义即利己主义混为一谈,来加以自以为唯物史观底申斥,倘再有人据此来论唯物史观,那真是糟糕透顶了。”[30]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挑战者们反对自由思想,批判知识阶级或是小资产阶级。他们指出:“鲁迅把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恶习性完全暴露了出来,小资产阶级的任性,小资产阶级的不愿认错,小资产阶级的疑忌……鲁迅所以陷于这样的状态之中,我们也可以说完全是所谓自由思想害了他,自由思想的结果只有矛盾,自由思想的结果只有徘徊,所谓自由思想在这个世界上只是一个骗人的名词,鲁迅便是被骗的一个。”[31]在他们的眼里,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都是应该批判和否定的。鲁迅却仍然坚持自由的思想,反对任何思想专制,守护着现代知识分子独立地自由表达思想的权利。即使翻译苏俄文艺理论的主张,也是“只希望有切实的人,肯译几部世界上已有定评的关于唯物史观的书――至少,是一部简单浅显的,两部精密的――还要一两本反对的著作。那么,论争起来,可以省说许多话。”[32]关于挑战者们反复攻击的所谓“小资产阶级”,鲁迅说:“中国,据说,自然是已经革了命,――政治上也许如此罢,但在文艺上,却并没有改变。有人说,‘小资产阶级文学之抬头’了,其实是,小资产阶级文学在哪里呢,连‘头’也没有,那里说得到是‘抬’。”[33]
挑战者们认为阿Q时代已经死去,大众已经不需要启蒙,所以强调作家放弃知识分子的启蒙主体地位而充当大众的留声机器。他们认为时代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资本主义已到了它最后的一日,世界形成了两个战垒,一边是资本主义的余毒‘法西斯蒂’的孤城,一边是全世界农工大众的联合战线。”[34]中国也不是过去的中国,“农村零落了,都市普罗列塔利亚特(Proletariat)发生了。谁人能说中国依然是(封建的)文明之邦,礼教之国?”[35]与此同时,他们认为“现在的中国农民第一是不像阿Q时代的幼稚,他们大都有了很严密的组织,而且对于政治也有了相当的认识;第二是中国农民的革命性已经充分的表现了出来,他们反抗地主,参加革命,近且表现了原始的Baudon的形式,自己实行革起命来,决没有像阿Q那样屈服于豪绅的精神;第三是中国的农民知识已不像阿Q时代农民的单弱,他们不是莫名其妙的阿Q式的蠢动,他们是有意义,有目的的,不是泄愤的,而是一种政治的斗争了。”[36]那么,《阿Q正传》当然过时了,它“是写给愚蒙看的,那么就请它到愚蒙那里去吧,我们这儿已不再要它。我们这儿要革命文学了,要无产阶级的文学了。”[37]既然阿Q时代已经过去,而且阿Q已经觉悟,当然不再需要启蒙主义。所以,按照钱杏村的说法:“鲁迅他自己也已走到了尽头,再不彻底觉悟去找一条生路,也是无可救济了。”[38]鲁迅却不承认阿Q时代已经过去,而是一如既往地坚持启蒙立人之路。他在同一期《语丝》上同时发表《扁》、《路》、《头》、《通信》、《太平歌诀》、《铲共大观》等一系列文章,其显著的主题是揭露现实的黑暗和民众的愚昧,提醒人们:阿Q的时代真的过去了吗?阿Q真的已经觉悟?在《铲共大观》中,他说:“我们中国现在(现在!不是超时代的)的民众,其实还不很管什么党,只要看‘头’和‘女尸’。只要有,无论谁的都有人看。拳匪之乱,清末党狱,民二,去年和今年,在这短短的二十年中,我已经目睹或耳闻了好几次了。”在《太平歌诀》中,他说“看看有些人们的文字,似乎硬要说现在是‘黎明之前’。然而市民是这样的市民,黎明也好,黄昏也好,革命者们总不能不背着这一伙市民进行。鸡肋,弃之不甘,食之无味,就要这样地牵缠下去。五十一年后能否就有出路,是毫无把握的。” 在《文艺与革命》中,他说:“现在所号称革命文学家者,是斗争和所谓超时代。”“超时代其实就是逃避,倘自己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又要挂革命的招牌,便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必然地要走入那一条路的。身在现世,怎么离去?这是和说自己用手提着耳朵,就可以离开地球者一样地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