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的俗文学派（二）(1)(2)
2016-08-11 01:01
导读：再如冯沅君（1900.9.4～1974.6.17）。女作家冯沅君早年就染指民间文学，她与赵景深颇有相同之点，也主要是民间故事，也喜欢运用比较研究之法。如她在北
再如冯沅君（1900.9.4～1974.6.17）。女作家冯沅君早年就染指民间文学，她与赵景深颇有相同之点，也主要是民间故事，也喜欢运用比较研究之法。如她在北京大学国学门作古典文学研究时，以“漱峦”的笔名在1926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第1卷第3期上发表《老丑虎——关于老虎母亲的传说》，是呼应钟敬文发表在《国学周刊》同年第10期上的陆安传说《老虎外婆》，进行比较研究的。接着在第4期上发表《牛郎织女的来历——唐河传说之一》、《灶爷的来历——唐河传说之二》、《猴老精——唐河传说之三》、《蛇吞相（象）——唐河传说之四》。1934年从法国
留学回国后，任教于天津河北女子师范期间，完成南戏曲文的辑遗工作，编成《南戏拾遗》（1936年）一书，于是，从此她的研究兴趣转移到了古代
戏剧上，并作出了卓著的成绩。[29] 到了抗战胜利后的40年代，她又成为香港、上海《俗文学》周刊的积极撰稿人。如发表在《星岛日报·俗文学》第27期（1941年7月19日）上的《货郎孤：院本补说之一》一文，释义“货郎”的演变及体制，考证了货郎孤院本的由来，是由于其中的主角孤是个唱货郎儿的，既是古剧的悬疑，又是对古俗的新研。[30]
可惜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左”的思潮和历次
政治运动的冲击，俗文学一向被指为充满了封建毒素的小市民文学，从冷落到扼杀，研究俗文学的学者们也受到批判。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才出现了转机。
2003年11月12日改定于北京
[本文原载《
广西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5卷）第2期，广西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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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参阅赵景深《郑振铎与童话》，《儿童文学研究》1961年12月，上海。
[2] 关于俗文学、民间文学这些名称，施蛰存于1989年3月17日写的一篇随笔《“俗文学”及其他》里说：“这三个译名（按：指民间文学、俗文学、通俗文学），‘民间文学’意义最为明确，所从原文的本义（按指
英语popular literature）译的。‘俗文学’的‘俗’字，就有疑义。一般人都以为是‘雅俗’的‘俗’，‘俗文学’就意味着鄙俗、粗俗、庸俗的文学。这就含有知识分子瞧不起民间创作的意味。因此，不少人对这个译名有意见。俗文学会成立的时候，曾正式声明这个‘俗’字是‘民俗学’(folklore)的‘俗’，‘俗文学’就是‘民俗文学’(folkliterature)的译名了。这样，很可以澄清一些误会。民俗学是本世纪的新兴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各个民族古代和当代的风俗、习惯、神话、迷信、传说、谣谚、礼仪、语言等民族文化现象，民间的文艺创作是民俗学的研究资料。”（《施蛰存七十年文选》）关于“俗文学”一词的渊源，吴晓铃在《朱自清先生与俗文学》一文中写道：“‘俗文学’这个名词的提出，郑振铎先生是第一人，好像是在《敦煌俗文学》那篇文章里。”（《华北日报·俗文学[周刊]》第60期，1948年8月20日，北平。）据查，郑振铎《敦煌的俗文学》一文，发表于《小说月报》第20卷第3期，1929年3月。
[3] 鲁迅致台静农信（1932年8月15日），见《鲁迅书信集》上册第31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
[4] 鲁迅致曹靖华信（1933年12月20日），见《鲁迅书信集》上册第463页。
[5] 陈福康《郑振铎传》第276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
[6] 郑振铎《〈许地山选集·序〉》：“我在燕京大学被司徒雷登和他的一派的人强迫离开。”
中国大学排名 [7]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第1—2页，作家出版社1953年据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影印本。
[8]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55级学生集体编写《中国民间文学史》（初稿）上册第9～1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
智与情：中西文化的一个差别
论文学的形象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