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舜徽先生之“《史通》学”研究(1)(2)
2016-10-12 01:20
导读：刚谨按：大抵类传之例，因时损益，犹目录学之部类分合，与时增减：皆学术与其时代之交相互动也。推之正史类传，又如《晋书》之《孝友》传，“唐代
刚谨按：大抵类传之例，因时损益，犹目录学之部类分合，与时增减：皆学术与其时代之交相互动也。推之正史类传，又如《晋书》之《孝友》传，“唐代特别重视宣扬封建的孝道，所以它在修《晋书》时，特设‘孝友’这个类传。”[11] 又如《宋书》，“类传中有《恩幸传》一目，记载那些出身寒门因得到皇帝信任而登高位的人。魏晋以来，讲究门第，高门大族，世居显要。刘宋统治者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于是乃信任启用出身寒微的人，让他们掌握机要大权，《恩幸传》的设立，反映了这样一个历史特点。”[12] 又如《明史》之《阉党传》，“《明史》已有《宦官传》，为什么又立《阉党传》呢？这是由于明代宦官，多窃有权势，官僚士大夫想要有所作为，必须与宦官相勾结，方能逞其私志。如宦官王振、刘瑾、魏忠贤等，在宦官以外，党羽甚重，为害甚烈。《阉党传》就是专叙宦官的党羽为反映明代这一历史特点而设立的。”[13] 又如《清史稿》，“新增的《交通志》，记铁路、轮船、电报、邮政四项内容，反映了近代交通的情况。《邦交志》是记近代与世界各国的外交关系的，为前史所未有。”[14]
夫岂史传所独然，请再试论以正史之志：《史记》八书，《汉书》则十志，合《律书》与《历书》为《律历志》，《礼书》与《乐书》为《礼乐志》，增《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而《艺文》一目，尤足徵汉兴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于是典籍猛增，文献积盛。又如《魏书》之《释老志》，“是魏收根据当时具体的历史特点而新增的一个志目，不仅前史所无，以后的史志中也没有这个名目。这是由于佛教和道教的传播，在北魏进一步得到发展，两教之间，斗争也很尖锐。《释老志》就是反映这一历史情况的。”[15] 诸此种种，均可证子玄“述者多方，有时而异”二语，宜乎先生谓“知几此四语，至为通核。殆可为全史发凡！” (三)如子玄怀疑旧典，为后世考信派导夫先路者。 《史通平议》卷六《疑古》第三：若乃轮扁称其糟粕，孔氏述其传疑。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武成》之篇，吾取其二三简。”推此而言，则远古之书，其妄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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舜徽案：上世之事，著之竹帛甚晚。十口相传，不能无增饰之言。五方殊语，不能无讹变之辞。是以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子贡已致其疑。《武成》之“血流飘杵”，《云汉》之“靡有孑遗”，孟子亦纠其谬。其后《吕览》有《察传》之篇，史公有考信之说。至王充《论衡》出，多抨虚妄，论述益广。若《语增》、《儒增》、《艺增》、《书虚》诸篇，言之甚备。然则疑古之风，孔门实发其端，汉儒已畅其说，其所由来旧(笔者案：“旧”当为“久”。)矣。《荀子》《非十二子篇》曰：“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杨倞《注》云：“信可信者，疑可疑者。意虽不同，皆归于信也。”然则学贵善疑，古有名训。知几所论，容有失之偏激，而取证或不可据。固由考证之业，未臻精密，犹多未厌人意。然其识力之锐，发例之周，实为后世史家，辟一新径。降至有清，遂开崔述考信一派。读书求实之风，超越往代，而古史考证之业，乃成专门。论者不察其失，遽诋知几此篇为作俑之始。皆由囿于世俗佞古尊经之见，牢不可破，相与短之，岂通识哉？
《史通平议》卷六《惑经》第四：昔王充设论，有《问孔》之篇。虽《论语》群言，多见指摘。而《春秋》杂义，曾未发明。是用广彼旧疑，增其新觉。将来学者，幸为详之。
舜徽案：以知几此言观之，知《史通》中《疑古》、《惑经》之所由作，乃遥承王充《论衡》之绪，而续有发明。其后清儒崔述作《考信录》，复自言推广《史通》之意而作。详崔氏《考信录释例》。可知《疑古》、《惑经》二篇，实上绍王充，而下开崔述，一脉相沿，不可掩也。徒以自唐逮清，以科举取士，代圣贤立言。论人者惮闻周公、孔子之非，说经者惧言《尚书》、《春秋》之失。于此二篇，共相诟病。则亦拘墟之见，未可与语乎通方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