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舜徽先生之“《史通》学”研究(1)(3)
2016-10-12 01:20
导读：皮锡瑞《史通惑经篇书后》：“子元本是史才，未通经术，欲以据事直书之例，妄绳受命制作之书，何异北辙南辕，方枘圆凿。”[16] 但寿法《通解惑篇》
皮锡瑞《史通惑经篇书后》：“子元本是史才，未通经术，欲以据事直书之例，妄绳受命制作之书，何异北辙南辕，方枘圆凿。”[16]
但寿法《通解惑篇》：“唐刘子玄覃精名理，三为史官，拘牵时议，志不获展，退撰史通，探究本源，铨综得失。后有作者，望洋而已。独其惑经一篇，狃于一尊之见，不晓列国之情。夏虫语冰，贤者不免。”[17]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窃尝论之，刘氏事理缜密，识力瑞敏。其勇于怀疑，勤于综核，王充以来一人而已。其书中《疑古》、《惑经》诸篇，虽于孔子亦不曲徇，可谓最严正的批评态度也。”[18]
金毓黻先生《中国史学史》：“取刘氏议论之精要者论之，刘氏视春秋左传为古史，春秋之书，为亲者讳，为尊者讳，故鲁隐公被弑，而书曰薨，周襄王实为晋文所召，而书曰天王狩于河阳，此虽为鲁史旧法，孔子不敢擅改，而去史以传信之义则远矣。左传则不然，春秋重名，左传徵实，春秋略举大纲，左传详于纪事，研史之士，贵详而徵实，是以刘氏有惑经申左之作。如王充之有问孔刺孟，言人之所不敢言，浦起龙所谓学究之所骇明者不与较者是也”。[19]
魏应麒先生《中国史学史》：“古人作述，‘外为贤者，内为本国，事靡洪纤，动皆隐讳，’(《史通·疑古》)虽使是非纷淆，真伪无别。关于此例，更仆难数，《史通》中《疑古》《惑经》二篇，即详言其事。《疑古》举十条以示其怀疑，《惑经》列十二例以表所未喻。(《史通·疑古》、《史通·惑经》)问不蹈虚，谳皆切实。于是知几从而断之曰：‘为史之道，其例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详言之，即采辑时范围不可不广，否则无以见其会通，难以言其博洽；而撰修时诠择不可不严，否则将不辨其是非，何以明其真伪。故知几以为二者虽‘前后不同，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史通·史官建置》)此采辑史料既宜广而又当诠择之说也”。[20]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吕思勉先生《史学四种·史通评》：“此篇(笔者案：《疑古》篇)于经学虽疏，然其论史眼光，自极精锐”。“此篇(笔者案：《惑经》篇)宗旨与前篇同，而不如前篇之可取。盖前篇论经所载事之不足信，虽乖经义，有裨史识。此篇专攻《春秋》体例之不合，而又不达《春秋》之例，则悉成妄语矣。” 又其《广疑古》篇：“刘子玄疑古之说，后儒多訾之，此未有史识者也。[21]
钱穆先生《中国史学名著》：“刘知几对于古代的中国史怀疑，他说：‘倘若魏晋宋之帝君生于上代，尧舜禹汤之主出于中叶，史官易地而书，各叙时事，校其得失，固未易是’，这样一讲，就对全部历史泛起了一种虚无的看法。那是一种极刻薄、极轻浮的虚无主义。人物无贤奸，历史无定准，特别是到了近代，我们讲历史的人，又特别喜欢疑古，‘疑古’成为近人治史一大运动。刘知几《史通》这部书，遂成为近代人之同调，近代人之先觉。中国古人早巳如此讲了，岂不为近人一安慰、一鼓励。刘知几《惑经篇》说：‘春秋之义所未喻者七’，又说《春秋》有‘五虚美’，《春秋》并不这样好，只是后人虚美了它。又说：‘王充问孔，论语备见指摘，而春秋杂义，曾未发明’，他很高兴王充《论衡》里的《问孔篇》对《论语》加以许多批评，而恨他没有批评到《春秋》，他是来补充王充而批评孔子《春秋》的。”[22] 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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