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冲突趋向“非零和”(1)(2)
2016-10-17 01:00
导读：有人断言，“由于冷战的结束和单极格局的出现，安全问题如冷战初期那样，已呈累卵之势”。[5] 在新保守派的推动下，小布什上台后立即实施了以“先
有人断言，“由于冷战的结束和单极格局的出现，安全问题如冷战初期那样，已呈累卵之势”。[5] 在新保守派的推动下，小布什上台后立即实施了以“先发制人”为核心的“新帝国大战略”，其主要内容包括如下四点：
1.为维护美国的绝对霸权和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世界，绝对不容许或可能与美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的出现；
2.重新评估美国所面临的威胁，将恐怖主义视为美国的头等之敌。1997年美国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就指出，“2015年后，俄国和中国将会成为美国新的全球性对手”。但在9·11事件之后，新保守派改变了看法；
3.对“无赖国家”和恐怖组织发动“先发制人”的凌厉攻势。布什政府扬言，如要成功地阻止这些“非对称性威胁”，必须破除陈规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
4.奉行“主权有限论”随意裁定别国主权。新保守派认为，既然恐怖组织跨越国界，那么美国完全应该准备着在世界各个角落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包庇甚或暗中支援恐怖分子的国家，在美国看来他们丧失了主权，而其他政府（当然主要包括美国在内），就获得了进行干涉的权利。
布什政府想借助这项所谓的“新帝国大战略”构筑“新的罗马帝国”的梦想。但美国的“新帝国大战略”具有其自身无法弥合的内脆性。
首先，美国热衷于营建与别国相较而言的军事落差。布什一上任，在“9·11”前并无明显外来威胁的情况下就已主动提高国防预算——从2000年的2700多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3800亿美元（不包括伊拉克战争的费用）。这些投入的巨额成本是为了寻求绝对的霸权和绝对的安全。但他们是在用传统的安全思维思考来处理非传统的问题。虽然他们投入了巨额的国防经费，虽然他们相继宣布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结束，但美国依然未真正地从这两场战争的阴影中走出来。以可比价格计算，如今美国在中东的开销已经超出当年在越南的支出——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国家没有绝对的安全，绝对大的成本不一定就能得到绝对可观的收益——美国决策层正在用一个粗劣的运算方式计算着一道极其复杂的多元多次方程。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其次，“9·11”之后美国重新评估美国所面临的威胁，将恐怖主义视为美国的头号之敌。而美国所以被恐怖主义所困扰，从深层次上看，是全球化进程加速，人类立体交往而产生的一个多维度的恶疾。如果用以暴制暴的传统安全的模式来处理，如同用大爆炸病毒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但布什政府“先发制人”的反恐战略，犹如以油扑火已将自己置于恶性循环的“安全困境”之中。
最后，布什政府推行的与“勃列日涅夫主义”颇有渊源的“主权有限论”已招致对美国根本利益更加不利的后果。所谓“勃列日涅夫主义”，包括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入侵捷克后抛出的一系列论调——“利益相关论”、“大国特殊责任论”和“有限主权论”等。在勃氏当政期间（1964—1982），苏联的对外战略以意识形态划线，“非此即彼”。其结果不仅造成对外关系紧张，自身意识形态也渐趋僵化，为以后的崩溃埋下了种子。其实正是勃列日涅夫主义将苏联推入了阿富汗战争的泥潭。时至今日，布什主义走的依然是勃列日涅夫主义的老路。布什“十字军东征”的发言便暴露了其内心的想法——反恐不仅是安全问题，还是意识形态问题。主导美国政府决策的新保守派认为人权高于主权，而人权的评判权和执法权则在美国手中。这实际上是利用意识形态为损害别国主权提供理由，而这种论调正是勃列日涅夫主义中的“有限主权论”。另外，布什政府推行的“先发制人”和穷兵黩武的实力主义和勃列日涅夫如出一辙，这是美国“新帝国大战略”的本质，是以假想之敌为攻击对象的，这无异于为美国随意侵犯别国主权开了一张通行证，美国这种离心离德的做法将自己置于孤立的境地。美国“新帝国大战略”致命的弱点正在于它的“先发制人”的本质。因为美国依仗其独步天下的军事实力，如在今后随心所欲地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可能会迫使一些敌对国千方百计尽快地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因为只有拥有这些武器，才能对美国产生威慑作用”。[6] 一旦美国这些敌对国掌握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后果可想而知。但恰恰是美国所谓的“新帝国大战略”助推了这种使其自身陷入困境的态势。冷战时期的“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最终结果恐怕就是现今新保守派构筑的“新帝国大战略”的前车之鉴。综上所述，美国的“新帝国大战略”具有其自身不可弥和的内脆性。因为从现实和趋势来看，美国的霸权正在走向解体，而以正在解体中的霸权力量去维护走向解体的霸权必然会暴露出能力与目标失衡的弱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