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说书体”小说文体特征新探(1)(2)
2016-11-10 01:16
导读：再次，“说书人”为了更好地驾驭纷繁复杂的人物故事，也需要对人物进行分类、定性，赋予人物以不同的角色身份。著名评书艺术家连阔如曾说：“说评
再次，“说书人”为了更好地驾驭纷繁复杂的人物故事，也需要对人物进行分类、定性，赋予人物以不同的角色身份。著名评书艺术家连阔如曾说：“说评书的艺术和唱戏的艺术都是一样的。唱戏的角色分为生、旦、净、末、丑，表情分为喜、乐、悲、欢。文讲做派，武讲刀枪架儿。评书的艺人每逢上台，亦是按书中的人物形容生、旦、净、末、丑，讲做派，讲刀枪架儿。”②倘若人物性格矛盾、复杂，角色定位不明确，“说书人”就很难把握、记忆并演绎出这个人物的性格特点。因此，根据说书的需要，“说书人”常要设置几种人物类型，并设置对立方的人物类型，由此构成一定的人物关系模式。研究民间说书的专家戴宏森，曾从大量的长篇书目中归纳出一个由书胆、书领、书筋、书师、书柱、“反座子”（含书贼）构成的“六位一体”的人物模式③。“书胆”是指书中的主人公，是左右书情发展的核心人物，如《水浒传》中的宋江、《杨家将》中的杨延昭、《说唐全传》中的秦叔宝、《说岳全传》中的岳飞、《三侠五义》中的包拯等；“书领”是书中能够制约书胆和全书命脉的领袖，如《水浒》中的宋高宗、《杨家将》中的宋太宗、《说岳全传》中的宋高宗等；“书筋”是书中的正面诙谐人物，如张飞、李逵、程咬金、牛皋等；“书师”是书中辅佐主人公的正面智慧型人物，如诸葛亮、吴用、徐懋功、刘伯温等；“书柱”是协助主人公的配角，如辅助岳飞的马前张保、马后王横，辅助包拯的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等；“反座子”是代表反面力量的人物类型，如《水浒》中的高俅、《说岳》中的秦桧、《杨家将》中的潘仁美等。正是靠这种人物关系模式，“说书人”才掌控了一部大书中复杂的人物关系和各种矛盾冲突，有条不紊地演绎出丰富多彩的故事。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不言而喻，如此设置人物关系，突出人物性格，难免会让人物不同程度地带有理想化、类型化甚至脸谱化的特点，但是从“听众”接受、书场演出以及说书经验的总结与传承等实际需要来看，这样做又是非常必要的和行之有效的；而且，考虑到“说书体”小说塑造的大批英雄人物，能以不可思议的艺术魔力潜入平民大众的心里，致使农工商贾、妇人孺子莫不向慕神往，我们也不该简单地说这些人物形象没有多少审美价值。
二
“说书体”小说都是比较典型的消闲文学，它以讲故事娱人为本位，因而非常注重故事情节的编撰与建构。但是阅读“说书体”小说，我们常会感到不少小说的故事情节就好像是一个模子套下来的，例如《杨家将》、《说岳全传》、《说唐后传》、《说唐三传》、《说呼全传》、《五虎平西前传》、《五虎平南后传》，以及《粉妆楼》、《万花楼》等，其所叙内容不外乎就是：番邦入侵或打来战表，朝中选派良将，奸臣勾结番邦、残害忠良，忠良之后破敌立功，得胜还朝，铲除奸臣。书中一些情节关目也常常雷同，如两将交锋、攻关劫寨、比武夺印、设台打擂、力举千斤闸、枪挑铁滑车、摆阵破阵、盗宝拿贼、摆空城计、祭铁丘坟、三请某某人、三打某某地，以及美女抛打绣球、女将坐山招夫，或番邦少女爱上中原小将，等等，诸如此类，屡见不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陈陈相因的现象？
如果对民间说书有所了解，就会明白这就是艺人常说的“摘挂”或“翻瓤子”。戴宏森说：“历代说唱艺人要说好长篇书，在市场上立住足，就必须掌握足够多的故事、事件、语言的‘部件’、‘零件’，以便对书情作随机处置，逢枝开花，遇路转弯。从别的书目中移植叫座儿的部分书情，改头换面，借树开花，叫做‘摘挂’。”④“摘挂”对于艺人学艺、说书，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艺人在出道之前，首先是大量听书。连阔如说：“早年说评书的收徒弟，做徒弟的跟着师傅在场内听活儿（听活即是学书）”，“若是记性好的人，听个几年评书，怎么也能听会了一套两套的”。⑤金受申也说：“过去评书演员大部分是先有了职业，平日因为爱好评书，就天天听书，日子久了，拜了师就能说书。”师父教徒弟也是让他掌握某部书的情节梗子和一些基本的书套子⑥。耿瑛还说：“个别艺人没真正学过一部书，东听一点，西听一点，把人家的精彩回目七拼八凑都拢到自己这部书中来。也有的是某一艺人说不好书，同行们出于江湖义气，大家帮助，每人把自己的拿手书中的一个‘大坨子’给了他，他重新串连在一起，凑成了一部‘新书’。”⑦即使是艺人自己“纂弄”某部书，他也难以摆脱一些情节套路的影响，而多半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金受申说：“评书演员怎样进行创作呢？有的是个人制作，如石玉昆纂弄《三侠五义》，白敬亭纂弄《施公案》，都是个人创作，书中大梁子，不外乎藩王造反、皇帝家丢宝找宝、钦差大臣放赈等等庸俗套子活。”⑧如此一来，由艺人说书成果改编而来的“说书体”小说，出现情节套路化、关目雷同化的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