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说书体”小说文体特征新探(1)(3)
2016-11-10 01:16
导读：其实，不独我国的民间说书如此，国外的说书艺术也不例外。以研究民间口头史诗著称的阿尔伯特·贝茨·洛德在《故事的歌手》中说：“人们只要通读一
其实，不独我国的民间说书如此，国外的说书艺术也不例外。以研究民间口头史诗著称的阿尔伯特·贝茨·洛德在《故事的歌手》中说：“人们只要通读一国的口承史诗集便不难发现，相同的主要事件和描绘俯拾皆是。”他称这些“相同的主要事件和描绘”为“主题”，并举例说《博格达之歌》与《罗兰之歌》对“集会”的讲述是“惊人地相似”。“这类事件在许多歌中不断出现。经过无数次的聆听，年轻的歌手在开始演唱之前，便已熟习了这种主题的模式。”当他熟习了一定数量的“主题的模式”后，他就可以上场表演了。当然，他在袭用某一故事模式时，也会进行一些变异，这些变异“来自于细节、描绘的添加，修饰的扩充，行为的变异……还有一些变异来自于歌中人物出现顺序的变化，从这个位置移到另一个位置的变化，形成了新的平衡和模式，而故事的核心仍保持了原貌。”⑨
以上这些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评价古代“说书体”小说情节的模式化现象，无疑是很有帮助的。
“说书体”小说虽然情节模式化现象突出，但由于它们是用旧套子来装新故事，并且善于在故事情节的传奇化方面做文章，所以即使模式相近，也照样能翻新出奇，引人入胜。敦煌变文如《伍子胥变文》、《韩擒虎话本》等，就已表现出将人物故事传奇化的艺术倾向。宋元话本则更注重故事的传奇性，如“小说家”话本，即喜谈闾巷异闻、蹊跷怪事，并时常运用科诨玩笑，制造奇趣；讲史话本则以演说金戈铁马的兴废争战见长，它重在敷演交锋厮杀、惊险热闹的斗争场面，以求抓住听众。至于明清英雄传奇，则更把两阵对圆的交锋厮杀作为叙事重心，力图激起受众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而公案侠义小说，也是靠曲折离奇的案件和惊险刺激的江湖恶斗来取悦受众。可以说对情节传奇性的刻意追求，已构成了“说书体”小说的艺术生命线。而这一点，也正是受民间说书的影响所致。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对于以娱众为要务的民间艺人来说，没有故事性和传奇性，实际上也就等于没有了听众。精通评书创作与演出规律的金受申在《老书馆见闻琐记》中曾举例说，民国时期一个著名评书艺人张虚白因自身文化水平高，不去说他拿手的《西汉演义》，改说《红楼梦》，结果失败了，听众的意见是：“谁听这么瘟的《红楼梦》。”因此，他指出：“评书就怕瘟，换句话说，谈情说爱的故事，决不能做为评书说。评书必须故事性强；必须有斗争故事（旧评书也不外两个或两个以上集团的斗争故事）；故事必须有连锁扣……评书最忌讳烦冗地叙家常。”闻国新在介绍1914年北平的说书情况时也说：“在中国过去第一流的小说，除了《红楼梦》和《金瓶梅》两书之外，其余都被装入这一般说书人的嘴里。”⑩
这使我们不由地想起《金瓶梅》的成书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金瓶梅》是根据民间词话记录、整理、加工而成的。但是从民间长篇说书的特点及其经验总结来看，像《金瓶梅》这种主要描摹琐碎的家庭生活，反映复杂的人情世态，结构线索又不单纯、明朗，更重要的是没有多少故事情节和悬念可言的作品，在其成书之前，究竟能否在书场上没完没了地讲唱下去？要知道，“评书最忌讳烦冗地叙家常”。宋元以至明中叶的长篇说唱文学，还很少看到有不以故事情节取胜的作品，《大唐秦王词话》即以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和矛盾斗争的激烈紧张见长，这与《金瓶梅》大不相同，“《金瓶梅》全书首尾相应的连续结构，在一回一回衔接之处很少见到那种‘未知如何……’式的紧张处，更不像一种由说书一场一场的独立回目组成的章回连环故事”。《金瓶梅》问世后，目前也还没有发现有哪个艺人整本地演说它，顶多只是从《金瓶梅》中截取某些片断，以子弟书等短篇形式来加以说唱。因此，如果说“兰陵笑笑生”在创作《金瓶梅》时曾从民间说唱中汲取过一些故事片断，那倒有这个可能，但是如果说整本的《金瓶梅》都是根据民间词话改编而成的，恐怕不符合实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