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论鲁迅的文章(1)(4)
2017-03-05 01:01
导读：本人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只能进而比较他人的见解，这使我转向冯友兰和毛泽东。 （三） 中国近代思想上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对这
本人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只能进而比较他人的见解，这使我转向冯友兰和毛泽东。
（三）
中国近代思想上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对这个大问题，自鸦片战争以来，舞文弄墨的人几乎都会说到几句。但是，他们往往只见殊相不见共相，只讲对立，不讲同一，因此无法突破东方还是西方的地域界限，或者黄人还是白人的种族界限。
冯友兰在三十年代指出，中西文化的关系实际上是中古文化与近代文化的关系。他认为，在考察文化现象时，科学的方法是从殊相入手，上升到理解它的共相，冯友兰称之为“知类”。这也是老祖宗用的方法。汉代的人谈论金德的文化、木德的文化……说的就是文化的类。中国文化是“中古文化”这个类的一个殊相，而西方近代文化（注意：不是笼统的西方文化而是西方“近代”文化）是“近代文化”这个类的一个殊相。中国文化的发展应该是文化类型的转换，即成为“近代文化”这个类的一个保持着中国特质的殊相。冯友兰是第一个从方法论的高度为中国旧文化的改造指出一条道路的人。
不妨比较一下毛泽东１９４１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的话：“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就内容讲，老毛是信口雌黄，但在方法论上，却是蛮高明的，中国“新文化”所属的类和它在当前的“特殊的本质”，说得清清楚楚。如果说，在《矛盾论》里，与冯友兰的雷同之处，还只是隐隐的蛛丝，那么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就是清晰的马迹了。不过，毛泽东是革命家，没有等待的耐心，对他来说，一个五·四运动，就足够转换文化的类型了。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在指出了改造中国旧文化的道路后，冯友兰进一步考察了这个改造的具体内容。他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植根于“生产家庭化”的文化，这导致人们眼界狭隘，“除家之外，不知有社会，或虽知其有，而不知其必需有。”一个显著的例子是中国人讲究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伦。其中三个是显然的家庭关系，朋友则相当于结义的兄弟关系，臣事君则类似于妇事夫。而西方近代文化是“生产社会化”的文化，即面向市场的商品经济文化。在这种社会中，人们的生存不再依赖于家庭，而是以社会为单位来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在政治上，这导致以生产社会化为基础的民主制度。而中国之所以没能走上这条路，关键是中国的思想中缺乏科学，荀子的那种“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的驾驭自然的思想，由于秦朝的短命而没有得到深入的发展。要实行文化类型的转换，就要引进科学，发展生产，改革经济，而不在于刻意地“拿来”某一种思想或某一种制度。这也是一个长久的缓慢渐进的过程，并不是搞一次运动甚至打拼（台湾网友问大陆人怎么喜欢用“搞”，这里换个你们喜欢的）一场革命所能奏效的。
这些话，今天听来像老生常谈，但是第一个总结出来的人，就是思想家。
毛泽东在冯友兰强调的民族性、科学性后面再加个阶级性，把中国的新文化定义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又说鲁迅是这个新文化的“最英勇的旗手”。事实上，鲁迅并没有提倡过什么新文化的“民族”特色。这或许和他的学历有关。鲁迅在三味书屋读的是四书五经，父亲卧病生活困难期间，看的是野史和绍兴的乡土文献，直到十八岁进江南水师学堂。他看来对明清之际的中国本土的启蒙文化（如敝本家唐甄对专制君权的批判）了解不深，对中国文化的内在的叛逆因素认识不足。而身为湖南人的毛泽东，则认真读过前辈乡贤王夫之、曾国藩、胡林翼等人的著作，对旧文化中的新萌芽有所认识。老毛愿意承认，“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另一方面，与冯友兰相比，这两位对西方文化的理解都很有限。鲁迅译过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毛泽东学过斯宾塞的《
伦理学》，他们都接触了西方的近代文化，但是恐怕不知道多少柏拉图和阿奎那，也不了解西方文化从中古到近代的“类型转换”的艰难历程。这两位的革命热情又太高，写文章是为了“载道”，观察文化问题时，自然难以保持使人冷静所必须的心理距离。冯友兰则坦然承认自己的《新理学》“不著实际”，如同亚里士多德的《
政治学》，他既不描述也不宣扬一个所谓的理想境界，他只是就现有的各种文化加以寻根究底的分析，探讨它们的共性和特质。正是他的学识和对时代风潮的疏离，使得他的思想，消沉了几乎半个世纪，却更透出睿智的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