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词科对南宋骈文发展的影响(1)(2)
2017-03-07 01:05
导读：二、词科与南宋骈文的繁荣 词科的巨大诱惑力使得大批士人纷纷从事词科考试文体的写作。不过两宋词科考试文体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一个变化直
二、词科与南宋骈文的繁荣
词科的巨大诱惑力使得大批士人纷纷从事词科考试文体的写作。不过两宋词科考试文体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一个变化直至定型的过程。绍圣年间初设词科时不试诏诰敕赦等王言之体，“章表、露布、檄书，以上用骈文，颂、箴、诫谕、序、记，以上依古今体，亦许用四六”［11］。为了更加适应朝廷现实需要，徽宗大观年间辞学兼茂科以制诰取代檄书，仍试两场四题。绍兴初词科考试内容再做改革，“制、诰、诏书、表、露布、檄、箴、铭、记、赞、颂、序十二件为题，古今杂出六题，分为三场，每场一古一今”［12］，此后沿为定格。这十二种文体有古文有骈文，并非全为骈文，然而人们一致公认：“自词科之兴，最贵者四六之文。”［13］原因在于这些文体在考场中出现的频率、轻重缓急以及人们对此的重视程度各自不同：“西山先生曰：‘十二体所急者，制、表、记、序、箴、铭、赞、颂八者而已。若诏、诰则罕曾出题，檄、露布又军兴方用，皆尚可缓。’”［14］其中最重要的常规性考试文体是规定必须用骈体的制和表。“制、表如科举之本经，所关尤重”。“隆兴元年，陈自修试颂及露布，冠绝一场，偶表、制中有疵，因不取”。“制、表须多做”［15］。以高宗和孝宗年间词科试题为例，做一个简单的数量统计：高宗一朝自绍兴五年（1135）乙卯科至绍兴三十年（1160）庚辰科，词科共开科9次，其中制和表的出现频率分别为9次和7次。孝宗一朝自隆兴元年（1163）癸未科至淳熙十四年（1187）丁未科，词科也9次开考，这9次考试的命题中都包括制和表。词科中骈文的重要性由此可以想象。
讨论南宋词科与骈文的关系，我们有个绝妙的参照系，即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的关系。尽管唐代科场中真正的
诗歌佳作并不多，然而诗赋取士所引导的文化风尚确实是造就唐代诗坛成为诗歌史上黄金时代的重要因素。同样的观点我们基本上可以套用在词科与南宋骈文的关系上。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词科对南宋骈文的影响甚至还超过了诗赋取士对唐诗的影响。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宋代是典型的科举社会，科举对文学的辐射力超过唐代。“就外部效应论，同时也带动了全社会的读书热，造就了庞大的的各种层次和类别的文人队伍，对提高大众的文化素质，训练文学创作的基本功（用韵、对仗、谋篇、布局等）和艺术审美能力，最终对文学创作的发展和繁荣，无疑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16］。对南宋骈文而言，词科的显著作用首先在于激发了士子的学习动力。不少文人纷纷投入学习模拟、创作点评骈文的庞大队伍中来，营造了一个学习骈文、谈论骈文的氛围。为了应试词科，他们进行了积极的知识储备和技巧训练，骈文水平得到了锻炼提高。词科文字还经常被编成文集，如唐士耻《灵岩集》“集中制诰等作绝无除授姓名，即表、檄、箴、铭、赞、颂诸篇亦皆拟作……士耻所作盖即备词科之用也”［17］。此类作品在南宋绝非个案，洪适、王应麟、吕祖谦等人文集中都收录有词科进稿。习之者众，由此产生的自然结果就是骈文名家和名作的层出不穷。“南宋古文衰而骈文盛，皆出于科举，若孙觌、滕庾、洪遵、洪适、洪迈、周必大、吕祖谦、真德秀之伦，在博学弘辞，最为杰出，而有文名”［18］。此外如倪思、李刘、洪咨夔等骈文名家也与词科渊源很深。
三、词科与南宋骈文的格律化
除营造出骈文流行的氛围外，词科对南宋骈文最重要的影响还表现在促使南宋骈文朝着格律更加严密、更加注重技巧形式的方向发展。“在隋唐实施科举制度之后，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上都明显出现了对于辞章的语言技法艺术法度的追求和讲究，这也是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转变”［19］。科举文体的程序化、技巧化是一种无法回避的现象，诗赋、经义、策论、八股无不如此，骈文也不例外。“盖是科之设，绍圣颛取华藻，大观俶尚淹该，爰暨中兴，程序始备”［20］，故而刘克庄云：“自先朝设词科而文字日趋于工，譬锦工之织锦，玉人之攻玉，极天下之组丽瑰美，国家大典册必属笔于其人焉。”［21］陈振孙也有类似观点：“绍圣后置词科，习者益众，格律精严，一字不苟措。”［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