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与边缘的位移(10)
2017-03-11 01:02
导读：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历史上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的中心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其御用化、以其独立性与自主性的丧失为代价而取得的，它们（他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历史上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的中心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其御用化、以其独立性与自主性的丧失为代价而取得的，它们（他们）与政治权力中心的过于紧密的关系导致自主精神、批判精神以及自身话语规则的丧失，人文知识与官方意识形态的直接同构以及人文知识精英与政治官僚的界限不清，在为它们（他们）赢得昔日显赫的同时也埋下了其今日尴尬的种子。国家发展战略的转移使得人文知识分子失去了原先那种与政治中心的紧密关系，大众生活方式与价值取向的变化使得人文知识分子的“导师”地位根本上动摇，市场的经济实用主义又极其不利于缺乏市场竞争力的人文知识分子，在这种情况下，一向没有独立精神品格与独立话语规则的人文知识分子不可能不茫然无依、处境堪忧。但是，假定中国的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传统，那么另一种情形就不是不可设想的。如果中国传统的人文知识不是与官方意识形态高度同构，那么，官方意识形态的危机、政治的危机就不一定同时引发文化价值或人文知识的危机。也就是说，不一定出现政统溃败总是引发道统溃败的现象。人文价值与人文话语的相对独立性可以保证它在政治权力陷入危机的时候或许能幸免于难。或者说，政治权力的危机不见得都会引发文化价值的危机。正因为中国社会政教合一，文化价值与政治权力的高度同构，使得政权的危机与政治信念的危机，每每总是连带引发文化价值的危机。古代与近代之交传统政治权力与传统文化的并发性危机充分说明了这一点。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热情与政治热情高度同一，而90年代全民的文化冷漠也与他们的政治冷漠密不可分。（1）
我们并不认为人文科学与人文知识分子今天的边缘化是完全合理的（2）。但是如果我们不清楚地看到在传统中国社会以及解放后30年中中国人文科学与人文知识分子御用化的历史教训，不清醒地意识到人文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必须建立在自身独立自主品格的基础上，那么，对于边缘化的拒绝就可能导向对于原先的以丧失自主性为代价的“中心”地位的不自觉回归与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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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科技知识分子是万能的吗？
然而，肯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精英结构转型的历史意义，并不是说在它的背后没有任何值得忧虑的潜在危机。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认识。首先是科技知识以及技术专家的局限性的问题。虽然我们已经认识到中国传统的伦理本位以及解放后的政治本位的社会文化结构已经极大地不适应于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认识到以市场化与世俗化核心的社会转型的迫切性，因而也充分肯定与这种转型相伴而生的知识分子精英结构的转化，把科技知识以及科技知识分子的崛起看作是具有内在合理性的历史潮流，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我们主张科技万能主义或唯技术主义，完全无视科技专家的局限性。相反，我们应当对技术时代的新霸权主义形成的可能性有充分的警惕。
在对于科技霸权的警惕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科技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关于科技知识与科技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限度以及它与民主原则的关系问题，已经引起国际学术界严重关注。著名政治学家萨托利指出：“当代世界中的‘权力的潜力’已经如此巨大，即使让我们的想象力任意驰骋，也很难预料它的前景。技术时代所能提供的手段可以数以千倍地增强人──而且是单个人──的实力。权力的威胁与日俱增，令人毛骨悚然。”（1）萨托利认为：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我们尴尬地发现自己“夹在类两个极端之间”：“一个是非专家对专家的统治，一个是由专家设计的没有民主的统治。如果民主政体还想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绕开者两个极端。”（2）我们一方面无法不要技术为我们带来的福利，同时也不能以牺牲民主为代价。对此，海外学界的研究成果值得借鉴。
最为人所熟知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法兰克福学派将科学技术当作发达工业社会或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新的社会控制形式来加以批判，并以此来代替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这已成为其批判理论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重要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