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与边缘的位移(7)
2017-03-11 01:02
导读：更值得指出的是，所有这些思想观念的转型，作为用以消解与颠覆原先意识形态（以政治为中心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新意识形态话语，主要仍然是由人文
更值得指出的是，所有这些思想观念的转型，作为用以消解与颠覆原先意识形态（以政治为中心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新意识形态话语，主要仍然是由人文知识分子来阐释与建构的。这样，在社会转型之初，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仍然扮演着比科技知识分子更为重要的舆论导向作用，文学、美学、历史学、哲学等人文科学一时成为显学，它们共同掀起了所谓“文化热”（而“文化”在中国的语境中常常被等同于人文），充当了思想解放的急先锋，如文学与哲学领域关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主体性、人道主义的讨论、哲学领域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史学领域关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讨论等等，一时热闹非凡，举世瞩目。它们无不紧扣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时代主题，切入政治权力中心，成为普通大众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在社会各界引起广泛关注。但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它的兴盛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它强烈的政治关怀，来自于它承当的政治批判、社会批判、文化批判等多重使命。（1）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文学又是显学中的显学。在创作方面，连续不断的轰动效应持续了四、五年之久，从“重放的鲜花“到朦胧诗、从伤痕文学到暴露文学、从反思文学到改革文学，这些作品的艺术成就在今天看来大多已相当平庸（除朦胧诗中的一部分外），在当时却因其巨大的社会批判、历史反思与思想解放的力量而频频轰动、广为传诵（比一项科技发明的社会效应要大得多）。它表明当时中国社会各界，从知识分子到一般大众，依然保持了极高的政治热情与意识形态热情，他们对于政治理想与（1）这一点与90年代许多人文知识分子倡导的“学术独立”、“坚守岗位”形成了有趣的对照。参见陈思和的相关言论。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人生价值的重建的热情依然超过了对于物质改善、经济发展的热情，务实的、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风气与社会尚未流行，他们对于一篇反映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小说或报告文学的兴趣要远远超过对于一项技术发明的兴趣。人文知识比之于科技知识更接近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与大众生活中心，这就是人文知识及人文知识分子依然能够保持中心地位的社会文化氛围。
六、实践层次的社会转型与世俗化、商业化
（80年代末－90年代）
知识与知识分子精英结构的真正深刻的转换出现于中国社会转型的第二阶段（开始于80年代末，并一直延续至今）。这一阶段的显著特点首先是，社会转型已经从思想观念的层次进入了实践操作的层次，并以经济领域为核心蔓延到全社会的各个层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90年代不再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话语，而是落实为全国上下实实在在的实践行为与生活方式、生活内容，从而与经济建设关系直接而紧密的科技知识，就不只是在口号上成为第一生产力，而且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中成为实际的第一生产力，社会发展的方向切实地而不是观念地发生了变化。政治权力的合法化基础已经不再是具有乌托邦色彩的意识形态承诺，甚至也不再是80年代初期的新意识形态话语，而是可以计量的国家经济增长与可以感受的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90年代是一个量化的时代，一个指标的时代。这是一场人们（包括人文知识分子）事先可能不曾明确意识到的“革命”，但是它实实在在地出现了。
这也是一场由人文知识分子肇始、推动，后来又为人文知识分子所诟病的变革（因为它对人文知识分子带来了一系列意料之外的“不利”结果），它严重地威胁着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原有的中心地位。如果说保证这种中心地位的最主要原因是：1、人文知识/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的紧密关系；2、人文知识/知识分子与大众生活之间的紧密关系。那么，现在这两种关系都面临深刻的危机。首先，当一种政权不再以意识形态的承诺为其合法化的基础，不再将意识形态的论争作为其权力运作的主要途径与手段，而是把自己的合法性建立在量化的经济发展指标上时，它就很容易发现，经济的发展与科技知识的关系是直接而紧密的，而与人文知识分关系则是间接而松散的。能够转化为生产力的与其说是笼统的“知识”，不如说是科技、尤其是技术知识。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具有改革意向的政治精英需要同样具有改革意向的人文知识分子来进行权力转移的合法化论证，这使得他们之间的差异被他们之间共同的需要所遮盖。这也是80年代人文知识分子“光荣与梦想”的最重要基础。（1）到了80年代中后期，在政治精英看来，这种合法化的工程已经基本完成，知识分子的进一步改革要求与政治精英的“稳定”需要发生了越来越明显的冲突。（2）何况在人文知识高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中国，人文领域的论争总是直接与政治相关，它既可以为特定的政治服务（如80年代的思想解放），也可能“干扰”特定的政治。政治精英们意识到，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中，掌握思想解放的“度”是极其重要的，它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与改革的进行。可以说这是一种高度的政治技巧。这样，当改革开放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已经基本确立，政治革命与思想观念的变革已经不再是改革的第一需要的时候，对意识形态以及重大人文科学问题（这些问题在中国的语境中从来不可能是纯知识问题）的最实际的办法就是悬置与淡化（所谓“不争论”）。这样一来，科技知识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就取代了人文知识与之的关系，相应地，科技精英也一跃而成为知识分子精英结构的中心，并大规模地入主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岗位，成为新的政治精英或政治精英的技术顾问。这与传统中国社会，包括解放后30多年政治精英的来源恰成鲜明的对比。（1）对一个以经济建设与发展生产为中心的国家政府来说，它所需要的管理人才当然不再是高谈阔论的人文知识分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