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与边缘的位移(9)
2017-03-11 01:02
导读：这种实用主义与世俗主义的社会文化氛围必然对于知识阶层的择业观念产生重大的影响越来越多的青年知识者涌向技术专家的领域，高科技与经济管理是他
这种实用主义与世俗主义的社会文化氛围必然对于知识阶层的择业观念产生重大的影响越来越多的青年知识者涌向技术专家的领域，高科技与经济管理是他们的首选职业。
人们或许会反驳说，90年代的大众文化不是非常繁荣吗，大众文化的明星不是受到成千上万的民众，尤其是青少年追星族的崇拜么？的确如此。但是我们也应该清楚，大众文化与我们这里讨论的人文知识不是一个概念，大众文化的明星与我们说的人文知识分子同样也不是一回事。大众文化的商业性本质决定了，它或许会商业化地消费与利用历史上的人文科学经典或哲学大师、文学大师的名人名言，但是不会推进真正意义上的深入的人文思考，原因很简单：这种思考没有市场。大众文化的明星是商业策略的产物（比如电影明星与好莱坞的制片人之间的关系），他们在文化上常常带有反叛或个性主义（所谓“酷”）的姿态与外表，但是这种反叛姿态总是与商业合谋或受控于商业。就连人文知识分子本身也基本上不认大众文化与大众文化明星，反而激烈地抨击它。
第三、这一阶段的转型还表现在各种新的社会利益集团的兴起与重新组合，以及与之相关的新社会阶层的出现。在新出现的社会阶层中，直接从事经济活动的企业家阶层与中产阶级最为引人注目并受人艳羡。这一阶层基本上是一些企业精英与市场新贵（包括所谓“大款”、“白领”、“中产阶级”），他们的出现应顺了中国社会市场化转型的历史趋势，因而在一定意义上说代表了今后中国社会的一支不可忽视的新权力阶层。这些人中，除了凭投机冒险或裙带关系而不是知识技术发家的暴发户以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从科技知识分子中转化而来的所谓“儒商”（2）。相对而言，从人文知识分子转化而来的企业主阶层要少得多。其中原因不难理解。人文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与个性特征、他们对于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的疏离、对于技术问题的外行以及理性主义与乌托邦冲动，都决定了他们很难直接从事经济活动（包括生产活动与商业活动），也不太适应具体的管理工作（这方面的人才主要来自社会科学领域，如管理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等）。显而易见的是，儒商无论是在今日的中国社会发展中，在影响政府决策方面，还是在大众的心目中，其重要性都要大大地超过人文知识分子（当然也超过从事自然科学中纯理论研究的知识分子）。这是知识精英结构转化的又一征兆。
最后，人文知识及人文知识分子地位的式微还来自由知识的市场化所带来的冲击。知识与知识分子的市场化意味着把它/他们象商品一样推向市场，听凭顾客的选择与供求关系的规律的支配。这样一来，不但谈论价值、意义、理想等“虚无飘渺”的话题的人文知识分子大大地失去了他的听众（顾客/消费者），也使得缺少直接经济效益与应用价值的其他理论科学前景不妙。这些知识的市场“兑换率”与实用性的技术知识相比低得可怜。由讲究实用、追求物质享受的大众组成的当今中国文化知识市场，不会有太多的顾客需要康德、黑格尔或歌德巴赫猜想，他们需要的是生活小巧门和大众文化快餐。于是乎，作为直接生产力、具有直接经济效益或能直接解决大众日常生活问题的技术知识，也只有这些知识以及生产这些知识的技术知识分子，在市场中独占鳌头、如鱼得水；而人文知识分子以及从事纯理论科学的学者，所面临的则是要么甘于清贫寂寞，要么改行下海的严峻选择。知识与知识分子的市场化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曾有的新生事物，无论是知识在社会中的地位，还是知识以及知识分子内部的权力关系结构，从来都不是由市场决定的。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中心地位也从来不是由市场给予的，相反恰好是由非市场的力量保障的。而今，市场将要剥夺他们的中心地位了。
七、精英结构转换的历史意义
在理性地检讨当今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所带来的知识分子精英结构转换的时候，首先应当肯定，这是应顺现代化的社会发展方向而出现的历史趋势，具有相当程度的合理性。对于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认识。从以现代化为核心取向的社会变迁角度说，知识结构与知识精英结构的转变是顺应历史潮流的现象。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一个重大的区别就是其专门化与分层化，不同知识类型与知识分子类型各司其职，发挥自己有限度的、然而又是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以伦理为本位的中国文化以及以政治为本位的中国社会结构，被证明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这样，建立在这种文化传统与社会结构之上的一体化人文科学话语霸权以及以普遍主体、普遍价值携带者自居的人文知识分子的也就失去了其历史的合理性。这也可以说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现象，不独中国如此。在这方面，福柯与利奥塔的理论对我们不无启示意义。（1）
